回望五千年华夏文明，八十年不过转瞬；于奔流不息的黄河而言，更是短短一程。然而，对于一代代治黄人，这八十载，是他们以青春、汗水铺就的坚守之路。

1983年冬天，我参加工作刚满一年，第一次跟着队伍参与冰凌爆破。我被分到运输组负责运送炸药，踏上封冻的河面，只觉新鲜振奋，脚步轻快。爆破完成撤离时，我一心想着快点上岸，没仔细查看脚下冰面，一脚踩进窄窄的冰缝。冰冷的河水瞬间淹过膝盖，整条腿卡在里面动弹不得，折腾许久才勉强拔出。厚厚的绒裤也磨破了，膝盖被冰碴刮掉一块皮肉，刚发没多久的新翻毛棉鞋沉入冰窟窿，再也找不到了。我蹲在冰面上，看着黑洞洞的冰缝，心里懊恼不已。

回到家，母亲见我不再穿那双新棉鞋，再三追问，我才支支吾吾说出实情。看着我的伤口，她很心疼，忍不住数落我做事莽撞。一旁的父亲听完，神色平静，只淡淡叮嘱我：“这是一次教训，做事贵在用心，认真方能无过。”

那时我年轻，只觉得父亲太过严苛。多年后才明白，他的从容淡定是闯过无数艰险后沉淀下来的。

1948年，父亲踏上治黄之路，入职利津第二修防段工程队。那时，黄河刚归故道，大堤残破、水利设施薄弱。平日里，他驻守堤段，砌石固险、培土修堤；冬天无法施工时，防凌爆破就成了全年最重要的任务。

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凌汛爆破，是父亲记忆里最凶险的经历。由于起爆员一时紧张，听错号令，队友还没撤到安全区域就引爆了炸药。冰面轰然裂开，巨大冰块冲天四散，砸中父亲右腿。他和两名收拾工具的同伴来不及跑向岸边，被困在顺水漂流的浮冰上。

父亲回忆，起初脚下的浮冰尚有20米长、10米宽，几个人只能趴在冰面中央，不敢随意挪动。耳边冰块碰撞、碎裂的声响不断传来，其他同事沿着河岸一路追赶，却没有一点办法。行至险工弯道，回旋水流将残冰推至岸边，趁着浮冰和岸冰卡合的瞬间，他们抓住机会跳上岸才脱险。

后来，上级从各修防段抽调骨干组建工程大队，父亲被调往济南泺口，离家200多公里。此后数十年，他一年只能回家两次，家中大小琐事全靠母亲一人操持。那段时间单位成立“随凌追击队”，哪里河道卡冰形成冰坝，他们就第一时间登冰爆破，打通行洪通道。后来，各地修防段陆续组建起专属防凌爆破队，工程大队随之调整业务重心，转向涵闸工程建设。父亲走遍山东黄河河段，先后参与20余座涵闸建设。

20世纪70年代南展宽工程动工，父亲负责王营排灌闸施工，工地离家仅8公里，是他多年外出工作离家最近的一次。小时候，我跟着父亲骑车去过工地，施工场景早已记不清，唯有难得吃到的白面馒头，在物资匮乏的童年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时，家里顿顿粗粮，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蒸窝头时，会掺少量白面，单独给我做几个两面卷子，哥哥姐姐都吃不上，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是我儿时最大的期盼。

当时，父亲任工程股股长，施工地设在南展堤内侧，几间透风漏雪的芦席帐篷就是办公、住宿的地方。帐篷内沿边摆着6张床铺，中间一张木桌，大伙用来碰头商量施工难题，真正的办公室永远在河滩工地。新建的大堤上全是黄土，风一吹黄沙漫天，床铺、桌面终日蒙着一层沙尘；夏天蚊虫成群，冬日寒风刺骨，工程工期动辄半年以上，大伙常年驻守工地，极少回家。

王营排灌闸建在广利河上，周边农田全靠它排涝。南展堤修好后河道被截断，积水排不出去，每逢下雨，片区极易出现大范围内涝，庄稼被淹，百姓愁眉不展。为赶在雨季前完工，全队日夜赶工。当年机械设备紧缺，挖土、运料全靠人抬肩扛，靠着一锨一筐慢慢推进，工程最终按期完工，彻底解决当地积水内涝的难题。

父亲常叮嘱我做人要肯吃苦，有韧劲。汛期险情急迫之时，他和工友一天能抛填80立方米石料，手脚麻利的单日能完成100立方米。一立方米石料重达2500千克，超负荷的劳作不断消耗着所有人的体力，不少人喝水时手抖得握不住碗，困意袭来席地而坐就能沉沉睡去。

1982年，我入职时父亲已经守河34年。此后43年，我日复一日与黄河朝夕相伴，直至2025年退休，完整见证了黄河保护治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们手提马灯徒步巡堤查险，现在无人机空中巡河、智能设备实时监测，数字模型还能提前预判洪水风险。治黄理念与时俱进，由过去单一的防洪守护，转变为统筹防汛减灾、综合利用、生态治理多维度发展，向着建设幸福河的目标迈进。

如今父亲早已离世，没能亲眼看见黄河如今的模样。倘若他能看见空中的无人机、实时监测堤坝的智能设备、调水调沙奔涌的河水、生机盎然的河口湿地，看见幸福河的实景，想必会说：“这是黄河人的本分，更是黄河人的使命。”

大河奔涌，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