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乌素的风沙，浸透了我的整个童年。那沙，黄漫漫的，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连吸进喉咙的气，都带着呛人的土腥。去外婆家的路，便在这黄里挣扎。

木车在沙窝里走，是走不痛快的。轮子陷进去，软软的，前半步刚碾出痕，后半步就被流沙悄悄吞没了。像一头乏极了的老牛，喘着粗气，在黄沙里一颠一簸。我蜷在车板上，手死死扳住车帮，只觉得人也是浮的，沙在底下流，没有一处能踏实落脚。四下里静得骇人，只有表哥呼哧呼哧的喘息和车轮子“沙沙”的呻吟。那黄，是没有尽头的，仿佛要把这车，这人，都吞进去，融进它那懒洋洋又狠心的怀里。

这地方，牛拉车都上不去坡，人就叫它“乏牛坡”。外婆的村子，便趴在坡底的沙窝窝里，像个被遗忘了的土疙瘩。房后总堆着沙丘，一场风过，院门就给堵了大半，得用铁锹“哗啦哗啦”地铲，那声响，是我儿时听得最多的曲儿。

水，在这里比黄金金贵。外婆用水，是极省的。洗过菜的水，要留着饮鸡；最后那点浑泥底子，也舍不得泼掉，得缓缓浇到院中那几棵老榆树下。那树，连同村口那口总是半枯的辘轳井，便是我童年里全部的润气了。

可就在这片死寂的黄上面，偏又生出些倔强的绿来。那是学校叫我们去栽的树。每年春天，我们扛着比身板还高的铁锹，排着队，走向那万古荒沙。像一群蚂蚁，妄想用勺子舀干大海。风大得很，刚挖好的树坑，一阵风来就填平了一半。栽下的杨树苗，细得像筷子，在风里颤抖。我们用旧报纸给它裹上，麻绳扎紧，像给瘦弱的娃儿穿了件破棉袄。

十棵里能活下来的，没有一两棵。老师却说：“栽下去，就是个念想。”那时我不懂这念想是啥，只觉得苦。手磨出了疱，鞋里灌满了沙，回去的路上，人乏得连话都不想说。只觉得那望不到边的黄，是永远也斗不赢的。

一别多年，我再回这沙泉湾，竟是被人请来看生态园的。车走在平展展的柏油路上，窗外的景象让我有些认不得。那曾经吞路埋房的流沙，被一方方、一片片绿格子稳稳锁住。沙柳、花棒、杨树，一层叠一层，织成一张巨大的绿毡子，把往日那黄龙，死死地压住了。风还在吹，吹来的却是草木的清润气，再没有割脸的沙子了。

寻到外婆的老屋，屋后的沙丘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枣树林。亲戚拧开院里的水龙头，水哗哗地流，他笑说：“如今不靠天了，这水，甜哩！”

我一个人走到当年栽树的地方。那些在风里抖过的“筷子苗”，如今已长得粗壮，树皮裂着深深的口子，刻着年月。它们默默地站着，连成一片林海。我摸着那粗糙的树皮，像是摸着一截被冻住的时光。

走进生态科研基地，便像进了另一个世界。童年时那片拼尽全力去对抗的混沌沙海，在这里被梳理得井井有条，归置在一个个方格里，贴着明白的标签。路两边是棋盘般的试验田，种着柠条、花棒、沙蒿……它们不再是和风沙乱斗的散兵，而是编了号的士兵，受着最严整的检阅。自动气象站立着白色的杆子，像在给大地听脉。滴灌的细管，如血管一般，给每一株草、每一棵树，精准地喂着水。

一位从北京来的年轻研究员，平静地讲着“土壤含水率”“植被盖度”，他的话里满是数字和图表。想起我们栽树时手心里磨出的血，那血渗进土里，是什么数据也统计不出的。

我忽然就懂了老师说的“念想”。眼前这浩荡的绿，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它是外婆省了又省的洗菜水浇出来的，是粗糙的手掌上一个个血疱喂出来的，是一场又一场接力的成果。像老辈人打江山守阵地，用汗水和信念，在这毛乌素的边边上，一块一块，把春天夺了回来。

风又起了。它掠过林海，发出海浪般温和的涛声。这声音，是沙泉湾作为生态“样板”最入心的宣讲。它不说枯燥的数，只说一个朴素的理：人，是能用最卑微的气力，向自然，把丢掉的春天赎回来的。

我从黄沙扑面的童年里来，走到这绿意盎然的乏牛坡。毛乌素不再是那个骇人的巨人了，它被这一圈一圈的年轮捆住了。这片血色的土地，往日人们用热血守住了家的尊严，今日又用绿色争来了活的尊严。那绿色的年轮里，刻着外婆的节俭，刻着我儿时的乏，也刻着一个时代天翻地覆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