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豫北平原上，蜿蜒着一道百里长堤，它发端于太行山下，东至长垣县，历史上为遏制大河北流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道堤防就是刘大夏主持修筑的太行堤。

刘大夏临危受命

明代，永乐皇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遥遥相隔。当时，大部分物产来自南方，因此，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成为大明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大动脉。

弘治年间，黄河下游河道极为散乱，多支分流，决溢频繁。决口漫溢中，北流的一支严重影响到鲁西北的张秋运河。弘治一朝18年，发生水灾54次，是河患最为严重、漕运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公元1489年农历五月，黄河决于开封及封丘金龙口，洪水四散奔流，大溜冲决北岸，冲入张秋运河，漕运受阻中断。

水患导致南北运输大动脉中断，漕舟阻绝，严重危及大明王朝的政治稳定。因此，解张秋水患、保证漕运是当时治河最为迫切的任务。

朝廷速派户部侍郎白昂前往治河。白昂经过详细查勘后，调集25万军民，开展疏浚、修堤、堵口工作，大干一年多，在黄河北岸沿原武、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7县修筑长堤，之后，才使水患稍宁。然而，张秋水患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治理成效仅仅维持了一个年头。公元1492年，黄河又在祥符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和兰阳铜瓦厢等处决口，滔滔黄流再次冲毁运道，漫淹多地。于是，明孝宗再命工部侍郎陈政主导黄河治理。陈政调集民夫15万人治河，但是不久，陈政心力交瘁，卒于任上。

公元1493年冬末，黄河春汛在即，河患愈演愈烈，堵口陷入胶着状态。明孝宗急召廷议，问：“朕决心对黄河下游进行大规模治理，哪位爱卿能担重任？”群臣面面相觑，无人答话。明孝宗十分气恼，命令群臣推荐人才。吏部尚书王恕推荐了几位贤臣，出生于湖南华容县的刘大夏被朝臣一致认为“才识最优，可当是任”。于是，明孝宗下诏升刘大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负责治理张秋水患，并在诏书中明示当务之急要先通漕运，恢复粮运通行。

诏书到时，年近六旬的刘大夏正在浙江追查流失的赈灾钱粮。他自知责无旁贷，于是星夜启程，挑起了治理黄河这副千斤重担。

堵复张秋决口

刘大夏一到任，便会同河南巡抚、山东巡抚、都布按三司、府州县官员和河官，亲查河患。他们从张秋溃决之处起，西至河南广武山，北至临清卫河沿线，逐一考察地形、洪水痕迹、水势及受灾情况；虚心听取当地官员、水利专家及普通百姓的意见，并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以《议疏黄河筑决口状》上奏朝廷，提出阻河北流、分水入淮的治河思路，计划分“通运、疏河、堵口、筑堤”四步走。

刘大夏的治理方案得到了明孝宗的大力支持。正当刘大夏按御批方案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时，河南、山东连降特大暴雨，河水暴涨。洪水来势汹汹，冲出金龙口，冲决黄陵岗，冲垮张秋东堤200多米。洪水向东北方向奔流，汇入汶水，夺大清河入海。一时间，黄水茫茫，运道淤涸，漕舟阻绝。

漕运中断数月，当时京师存粮仅剩几十万石，形势十分紧迫。刘大夏果断组织10多万军民在张秋决口西岸开挖月河，将运河上下连通，漕运燃眉之急得到暂时缓解。

接下来，为便于堵口，刘大夏组织人员疏浚下游河道。先是挑浚仪封黄陵岗南贾鲁旧河20余千米，由曹县东出徐州，以杀北流黄河的水势。接着挑浚孙家口，另开新河35余千米导河南行，由中牟、颍川入淮河，并疏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从陈留至商丘分为两支，一支经宿迁小河口，一支经亳县涡河汇入淮河，基本上完成了引导黄河南流入淮河的任务，使北流河势大减，便于堵口治运。

但是，由于张秋决口时间长，口门特别宽，堵口工程十分艰巨。在筑坝堵口时，经常是刚刚将决口堵上，随即就被水流冲开。数次堵决失败之后，许多参与堵口的民众失去了信心。一时间，朝野各种非议纷至沓来。有的说刘大夏的治河方案根本不可行；有的说漕运已无良策可救，当速速恢复海运；还有人攻击刘大夏只会媚上，没有实干之才。但是，刘大夏不受各种言论的影响。他力排众议，坚持河道可治、运道可复，并潜心研究堵口技术。他借鉴元末贾鲁的沉船堵塞法，在张秋东西两岸分别筑造高高的石台，用铁索贯穿使两岸相连。同时，将多条大船串联并装满土石，在决口处让大船沉入水底，再压上大埽。刚开始时，激流将土石冲刷殆尽。但他们并不气馁，随决随筑，最终堵塞了决口，又在其上筑以石堤。

山东张秋运河遗存 

刘大夏受命治理张秋水患一年多来，一直在一线奔波操劳，披星戴月，居无定所。通运、疏河、堵口，环环相扣，紧密衔接。虽然经历波折，但无碍大势。堵口大功告成，明孝宗闻报大喜，即刻派钦差前往工地慰劳，赐玺书褒奖刘大夏，并御赐将“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以资纪念。同时，建真武龙王庙以祭祀。

修筑太行堤

公元1495年正月，朝廷对于刘大夏“筑黄陵岗”等提议予以批复。明代治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堵筑和堤防建设启动。

刘大夏先是将工程重点转移到河南境内，陆续堵筑了黄陵岗、金龙口等7处堤防，从而使北流基本断绝，河水复归兰阳、考城一带故道，分流入淮注海。

堵住所有决口后，刘大夏一鼓作气，在北岸修筑了两道堤防。

一道长堤，西起今延津境内的胙城，经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抵虞城，共180千米。这一长堤，即本文开篇所说太行堤，成为黄河北岸堤防的第二道防线。另一道新堤，自于家店，经过铜瓦厢、东桥，抵达小宋集，共80千米。两道堤防前后策应、相辅相成。此后，又组织人员在河东修筑了坚固的减水石坝。发生洪水时，水从减水坝上溢流他处，起到减灾、防险、利漕运的作用。

后世对太行堤非常重视，多次培修巩固，并加以延长。

今日长垣境内太行堤

刘大夏兢兢业业治河3年，肆虐河南、山东、南北两直隶数十年的水患得以平息，漕运通畅。明孝宗十分欣慰，升刘大夏为左副都御史，不久，改任户部右侍郎、左侍郎。一时间，刘大夏在朝中风头无两，明孝宗遇大小事都要找他商议。

弘治朝君厚臣贤，国力蒸蒸日上，四野清平，史称“弘治中兴”。

公元1505年，明孝宗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次年改年号“正德”。武宗与他那励精图治的父亲恰好相反，他虽不失聪明，但心思全用在玩乐上，宠信宦官，对朝政大事不管不问。刘大夏再三上书抨击宦官专权，均遭到明武宗的“冷处理”。无奈之下，公元1506年春，刘大夏上奏章请求辞官回乡，获得批准后回到了故乡湖南华容县。

然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没有放过他。公元1508年，刘瑾捏造罪名，将年已72岁的刘大夏投入监狱，并欲置他于死地。幸亏屠墉力救和李东阳婉解，他才得以免除死罪，被发配到数千里之外的甘肃酒泉戍边。戍边期间，刘大夏除忍受恶劣环境之外，还要提防刘瑾暗算迫害，可谓历尽艰险。两年后，刘瑾因谋逆事发被诛，刘大夏才获赦回到华容县。其后一直在家劳作，直至终老。

刘大夏一生为官42年，治理黄河以利国计民生，修筑180千米太行堤阻河北流，张秋运河获得安宁。

刘大夏所筑太行堤，历经多次补残修固，与长垣大堤相连，成为临黄大堤的一部分，守卫着天然文岩渠和黄河的安澜。

刘大夏文化园

选自《黄河故事·治理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