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黄河的想法最早出自孔令更，他是当时国内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因其胞兄孔令启先生在黄委水文局任高级工程师，我们通过这层关系，有缘结识了黄委原政治部的邓修身先生。

我和邓先生是1984年认识的，正值改革开放第六个年头，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竞相生长。寻根也算一种思潮吧，文学寻根、文化寻根、黄河寻根等各种寻根活动……因职业关系，再加上邓先生为人热情厚道、急公好义，这一时期一拨又一拨寻根者受到他的款待和推荐。在我们之前有地质学家杨联康、思想学者王力雄，以及内蒙古乌海的靳文艺等“大侠级”人物登门拜访，经他引荐后“通关出征”。记得邓先生向我们介绍这些奇人时眼睛波光闪烁，一往情深，显然他的内心是和他们相通的。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出门旅行必须得有相关部门的介绍信，我们这些天南海北的寻根者正是在黄委原政治部开具了介绍信，才一路绿灯踏上漫漫长途。因此可以说，我和孔令更、李金河、王勇、王振田等人1985年走黄河，并在途中成立“黄河文化青年徒步考察团”，皆因获得邓先生的青睐、支持才一路身体力行、开枝散叶并开花结果的。

这是我和邓先生的第一次结缘，也正是在邓先生的加持下，我第一次打开黄河之门，亲身体悟黄河的万种风华、博大精深。此后，邓先生升任《黄河报》社长、总编，我则历时一年在走完黄河之后，从爱人胡述范任教的南阳师范学院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学习，并于1990年经邓先生力荐，顺利分配至黄河报社工作，这是他老人家继1985年我走黄河后，又一次为我打开厚重而神奇的黄河之门。

按当时的规定，大学毕业生第一年要到基层锻炼。1990年8月，我被黄委干部处送到了黄河北岸的孟县修防段，后改为孟州河务局。记得邓先生为我送行时谆谆嘱咐：“基层接地气，无论新闻还是文学，都是富矿，要多写！”

在邓先生灼灼目光的鼓励下，我再次走向黄河。在孟州这个大河汹涌、文脉悠长的古河阳之地，我没有辜负邓先生的厚望，一边实习，一边写作，先后在《黄河报》发表了《火线在河阳》（系列报道）《震撼的瞬间》《滩上的乐园》《峡谷一夜》等新闻通讯、报告文学、微小说和文化散文，并重新恢复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性、边缘性诗歌与跨文体写作。

根据《黄河报》资深编辑、作家程占功的深情回忆，邓先生是一位“深受大家尊敬的老治黄新闻工作者，德高望重、才华横溢，而且平易近人，待人亲切。”邓先生生于黄河岸边的三门峡陕县，古称“陕州”，是春秋时期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共创春秋伟业之地。20世纪70年代，从部队转业至黄委后，邓先生便全身心投入黄河政工和新闻文化事业。在他的开创性努力和卓越领导下，《黄河报》从黄委内刊起步，发展壮大，逐渐成长为国内统一刊号、全国公开发行，由最初的四开四版小报升格为周三对开四版的大报，在行业内外影响力俱增。

在我看来，邓先生与黄河的缘分不仅仅因为出身和职业关系，更是一种骨子里、血脉中的情愫，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结。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交谈中每每涉及黄河文化、黄河治理，他都会眼含光芒、笑声朗朗。当然，20世纪90年代黄河断流、悬河抬升的严峻现实也曾使他忧虑，甚至夜不能寐。在他和报社班子的策划下，由《黄河报》知名记者郑秀云撰写的新闻通讯《脆弱的岁岁安澜》率先敲响黄河危机的警钟，并荣获中国新闻奖。

宽容异议、宽厚待人、宽松环境。邓先生天性仁厚，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他常说：“唯不弃涓涓细流，方汇成万里长河；唯敞开吸纳百川，才成就无垠之海。”正是在邓先生营造的包容、励志的氛围中，黄河报社先后涌现不少口碑卓然的优秀人才。

1991年，我从孟县修防段结束锻炼回郑，面临工作意外变动，邓先生表示惋惜和不舍，也表示充分理解，为了使我能在专业上更好发挥作用，他把我的情况向时任黄委宣传出版中心主任朱兰琴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大力举荐，助我调至宣传出版中心工作，参与综合期刊《黄河 黄土 黄种人》杂志创刊、创业的全过程，经历了一段由水利人创办人文期刊的辉煌岁月，同时，参与了花园口决口60周年黄泛区全程采访，以及后来的大型纪录片《重读大黄河》撰稿及制片工作。

退休之后，邓先生依然不忘初心，日夜惦记着那条令他魂牵梦绕、奉献终生的大河。他为母亲河复流欣喜激动，也为黄河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他曾多次与故旧结伴考察黄河某一段、某一县，也曾因健康原因不得已中途而返；他呕心沥血，凝聚一代又一代新闻团队采编出版了数千期《黄河报》；也曾亲力亲为，编写了一本又一本黄河科普读物……我想他老人家牵挂的也许不仅仅是那条看得见的功利之河，更有看不见的精神之河、时时受到人类活动胁迫的生命之河……

2017年4月2日6时30分，我的恩师邓修身先生，这一年他老人家82岁，这位忠诚而多情的黄河之子，最后一次向黄河出发，这一次他走得更远，风尘仆仆，义无反顾，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