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3年春，在黄委原主任王化云的指导下，《黄河志》总编辑室成立。此后，编纂出版了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首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的《黄河防洪志》等一系列精品力作，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治理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它已走过40年的光辉历程。

本报特刊登黄河文化及水利史研究专家、黄委首席专家岳德军撰写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两千多年来，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地方志编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一般快速成长，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

1983年3月，在黄委原主任、河南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化云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黄河志》总编辑室成立，这是治黄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作为一位文史爱好者，我既是老一辈修志专家的铁杆粉丝，又是11卷《黄河志》及《黄河年鉴》《黄河史志资料》等的忠实读者。

我对文史的兴趣萌发于珞珈山下。我所在的治河系创立者之一谢鉴衡教授曾为我们做过一次异常精彩的报告，他深入浅出的生动比喻、深厚丰富的人文积淀、无懈可击的辩证思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开始关注黄河史。在谢教授眼中，历史是活的，也是严谨的。他既是水利大家、河流泥沙研究泰斗，也是《黄河志》编委会聘请的15位学术顾问之一。对于资料的严谨性，谢教授一向非常重视。1988年，我有幸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帮我选择的论文题目是“黄河三门峡库区泥沙数学模型研究”。完成论文需要大量涉猎黄河历史资料，刚开始撰写论文时，我偶然在一本书上找到两句颇有文采的话，没有经过过多思考，便引用到论文中去。导师在修改论文时，专门用红笔标出并写下批语，大意是：科技论文不是小说，写论文要像修史一样，注重准确性。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999年，为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内关于黄河泥沙研究的工作，《人民黄河》向恩师约稿。为保证论文言之有据，结论无懈可击，身体欠安的恩师派我到《黄河志》总编辑室反复查询并核对相关资料。恩师的谆谆教诲和严谨求实，深刻影响了我此后的学术生涯。

《黄河志》为我开启了认识黄河之窗。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泥沙所工作期间，我经常考察郑州、新乡、焦作、开封等地的黄河河道，于是，便借了一本《河南省志·黄河志》，这本书成为我了解黄河特别是河南黄河的第一个“窗口”。该书开篇的《河南黄河地图》和《河南黄河河道图》，清晰、翔实。该书“第四章 河防工程”，介绍堤防建设、险工修建、河道整治、滞洪工程、堵口工程、河工技术等，准确、丰富。该书“第八章 河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上这些，对我后来研究黄河史大有裨益。后来听说这是《黄河志》总编辑室最早的成果之一，一批名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此书编写得十分精彩，也为《黄河志》编修工作迎来“开门红”。那时，我只见过《黄河志》总编辑室的第一任主任徐福龄，其他专家均是只闻大名，未见其人。在我心中，他们均是像徐老一样满腹经纶的专家。

真正与《黄河志》总编辑室的同志密切接触，是在四年后。1995年底，黄委筹备人民治理黄河50周年宣传工作，我被抽调到办公室宣传处，工作的地方与《黄河志》总编辑室斜对门。该单位除了拥有袁仲翔、林观海和张汝翼等从事黄河史研究的老专家外，还有一批后起之秀。说起黄河史，他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让我佩服不已。那时，我经常到他们那里查阅文献，总能在《黄河防洪志》《黄河大事记》《黄河规划志》等书中找到答案。遇到问题，就当面向他们请教，大多能得到满意答复。借助于相关文献，我撰写了回顾人民治理黄河以来关于黄河泥沙研究的过程和成就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光明日报》和《中国水利》杂志上，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自那以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有时间，就去他们那里串门，翻翻最新出版的《黄河年鉴》《黄河史志资料》，与编志的同事聊一聊，总能有所启发，获得灵感，找到寻求已久的答案。

作者与《黄河志》总编辑室的部分专家在一起 栗志 摄

我与《黄河志》总编辑室有一种割舍不了的缘分。1999年8月，我从黄委办公室调到黄委新闻宣传出版中心，同年，《黄河志》总编辑室也划归新闻宣传出版中心。2004年，我报考周魁一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黄河志》总编辑室原主任林观海编审为我写了推荐意见，周教授后来告诉我：“他们是做学问的，其推荐意见值得重视。”

周魁一时任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也是《黄河志》编委会聘请的学术顾问之一，对于《黄河志》总编辑室的工作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和好评。2020年4月1日下午，周老师微信与我联系：“杨国顺先生曾写过西汉瓠子决口和北宋元丰年间曹村决口地点的实地勘察文章，发表在《黄河史志资料》上，文章扎实有深度，印象深刻。现要再版《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拟将杨的工作入注。请你将他的文章复印后寄给我。”这是中国水利史研究的泰斗给予《黄河史志资料》和我十分敬重的杨国顺先生的极高评价。后来，我复印了《黄河史志资料》上的一些文章供老师参考。

与大师相比，对于我这样的普通研究人员，《黄河志》《黄河年鉴》和《黄河史志资料》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

在从事治黄宣传出版工作中，我发现一些文章存在治黄历史方面的错漏，比如网上关于黄委主要负责人的介绍存在缺失甚至错误，作为水利史研究人员，我觉得加以纠正和完善责无旁贷。我查了《黄河大事记》，并找到当事人或他们的直系亲属进行核对。在此过程中，曾遇到不少难题。在查找周泉的资料时，我翻阅《黄河大事记》获悉：1964年12月，周泉曾被中央组织部任命为中共黄委政治部主任；1967年12月，黄委革命委员会成立，他任主任委员。除此，再无其他重要资料。我多方求证，很多人对他的情况并不清楚，一些老同志甚至不愿意提及这段往事。我个人认为，周泉在黄委主政十多年，这是史实，需要客观反映。我求助于黄河档案馆的专家，也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后来，问到侯起秀，这位知识面很宽的专家说，曾经看到过《黄河志》总编辑室原主任袁仲翔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最终，在《黄河史志资料》上，我找到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原来，周泉离开黄委后，在原水电部教育司担任司长，后来离休，1991年8月1日去世。依据前期的大量基础工作，我随即写成《黄委主任一览》《黄河水利委员会新帅上任，14位主帅简介》，在《黄河全视角》微信公众号上推出，这两篇文章阅读量近18000人，并被国内众多网站、微信公众号转载。由于资料来源可靠、信息准确，受到广泛好评，成为关于黄委历任主要领导信息的权威资料，避免了以讹传讹。

《黄河志》总编辑室的专家编纂的部分书刊 岳德军 摄

除了《黄河志》《黄河史志资料》，《黄河年鉴》在我的研究中也成为不可缺少的工具。在黄委工作三十余年，感觉人们对于黄委的普遍印象是人数多、级别高，有人甚至说黄委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业单位。事实上，很多人对于黄委并不了解，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如何以通俗的方式介绍真实的黄委，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疫情期间，刚好手上有一本《黄河年鉴》（2021），就反复阅读，逐渐有了思路。梳理黄委与其他流域机构的不同，我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一、级别高，是副部级单位；二、人员多、机构多；三、黄委如同一个社会，内部功能设置的齐全程度超乎想象；四、肩负流域规划、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等工作，任务繁重。于是，我就从“高、大、全、重”四个字来解析，标题为《四个字解读黄委》，文章的许多数据和资料来自《黄河年鉴》（2021）。此文在《黄河全视角》公众号上推出后，有近13000人阅读，并被国内很多微信公众号转载。此文对于正面宣传黄河和黄委，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十多年来，我拥有了大量的藏书。由于陋室太小，便将书籍分类摆放。不常用的书，束之高阁；较常用的书，大约有五六百册，安置在书架上；最常用的书，有二十余本，码放于书桌上，触手可及，方便查阅。

在我最常用的书籍中，《黄河志》总编辑室的书占据半壁江山，包括《黄河志》11卷、《黄河年鉴》《历代治黄文选》和《黄河水利史述要》。作为一名痴迷黄河文化的研究者，我的真切感受是：遇到难处查史料，案头有志文不虚。

编辑：胡少华 范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