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县西南）人，东汉著名治河专家。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永平十二年，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一次建成“千余里”堤防，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明确记述堤防规模的数据。一方面，显示了汉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充分显示了当权者强烈的治河决心。

　　从东汉初到明帝中期，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社会呈现出一派兴旺昌盛的景象。“四海混一，天下安定”“昔岁五谷登衍，今兹蚕麦善收”描述了当时社会繁荣的景象。然而，黄河却很不安宁，洪水造成的灾害相当严重。这主要是因黄河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发生大改道的前后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引发的。

　　据记载，西汉哀帝时，魏郡（今河南南乐县一带）以东黄河决口泛滥，甚至到了难以分清主次河道的地步。平帝时，黄河在今荥阳境内再次发生剧烈变化，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黄河与济水分流处的堤岸严重坍塌，以致进一步发展成黄河、济水、汴渠乱流的险恶局面，并最终导致历史上黄河第二次大改道。东汉时期，黄河下游的灾害更加严重。黄河河道逐步向南侵蚀、蔓延，黄河、淮河间数十个县被洪水淹没。面对如此严重的黄河灾害，光武帝刘秀有意治理，但因当时处于战后的恢复期而作罢。明帝执政后，在泛区民众的纷纷指责下，也想要治理，只是因意见不统一，一时拿不定主意而未能及时动手。直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才决定修治，并依照王景陈述的意见，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治理活动。

　　王景主持下的这次治河，是一次综合性的治水活动。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就是筑堤，完成了自荥阳至千乘入海口千余里大堤的修复。汴渠治理的重点则放在引黄入汴口的整治和水门建设上。

　　王景此次治河尽管用时仅1年，但动用的人力和财力却是巨大的。参与工程建设的人数多达数十万，投资“犹以百亿计”，治理效果十分明显。黄河和汴水得到了有效控制，持续数十年的灾难得到了平息。此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甚至下延隋唐，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

　　因此，就产生了黄河“长期安流论”和“千年无患论”之说，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引起了研究和争论。有人把此归功于王景，认为他成功的秘诀在于“十里立一水门”。然而，由于史料记载过于简略，含混不清，后人看法极不一致。清人魏源认为是在黄河上“十里立一水门”，近代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认为是在汴渠上“十里立一水门”，近人武同举认为是在黄河分汴处立两处水门（相距十里），还有人认为是在汴口上下立若干处水门。魏源、李仪祉的见解尤其引人注目。

　　魏源在假定水门即闸洞，王景治河时黄河可能已修有遥堤、缕堤的前提条件下，认为在黄河上设置水门，黄河盛涨时就可以通过水门溢出内堤（缕堤）漾至大堤（遥堤），后再通过水门退入河槽，“故言更相洄注”，从而保证了黄河千年无患。

　　李仪祉认为把水门设在汴渠渠堤上有以下好处：“一、汴渠之水不至过高以危堤岸。二、涨水所含泥沙淀于堤后，使河与汴之间淤高。三、清水注入汴渠渠底不至淤积反可刷深。唯其如此，故可使无复遗漏之患也。”

　　魏源、李仪祉的结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明显把王景治河过于理想化了，并不被后人接受。那么，水门作为王景治河的关键性工程，其设置方式到底如何？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应对王景治河前黄河灾情产生的原因及当时的河情、河势有明确的认识。

　　王景治河，是在河、济、汴乱流的局面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进行的。特别是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发生后的数十年间，由于疏于治理，黄河南侵并不断蔓延、扩展，使当时黄、淮之间大面积田地受灾。这在史书中有确切的记载：“（明帝时）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漾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

　　研究史料，分析王景治河前河、济、汴乱流局面形成的前因后果，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黄河下游、汴渠两岸的灾情，除有东汉故道形成前后大河决溢的因素外，济、汴分流剧增，汴渠受损，济水泛滥，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二、济、汴乱流的直接原因，是黄河不断南侵，济水、汴渠与黄河衔接处自然地理环境发生巨变造成的。三、水门损毁是渠首山体坍塌、堤岸毁坏、洪水漫溢的结果。汉明帝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意思是说河水分入汴渠的多了，大河之水相应减少，北方水患就会有所减轻。由此可见，大河南侵对汴渠影响十分严重。

　　但仅有以上认识，还极难论证王景治河的水门设置方式，还应对当时汴渠渠首一带的自然地理特征及大河走势有明确的认识。

　　以今人的眼光看，古汴渠的渠首大致位置当在今荥阳、惠济、武陟、获嘉、原阳交界一带。那么，古时该区域的地理特征是怎样的呢？据学者、专家考证，这里就是《禹贡》《史记·河渠书》中记述黄河流路时所提到的大伾山的位置所在，面积约有100余平方千米，并从自然决溢、人力开凿等多个方面论证了其消失的原因。其中，王景治河前的黄河这次南侵，可以说是对大伾山山体非常严重的一次侵蚀。王景治河时，为有效地控制水门的引水量，避免黄河漫溢而不得不筑堤加以防护。关于大伾山的受损程度，史料中尽管没有确切的表述，但也有所反映。东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因山体再次受损，人们不得不在石门，即汴渠引水口附近修建“八激堤”，以防大河冲刷。正是在大河淘蚀、自然决溢、人力开凿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到了北宋以后，大伾山已被夷为平地，不见山形。

　　至于当时这里的大河走势，有学者在考证后认为，受大伾山的顶托，这里应是黄河由西折向东北的转折点。

　　有了以上的分析，我们对水门建设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一、水门建设应是王景治河的重点工作，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水门应是依山傍水而建，基本沿用了旧有的设置方式。可能是两个，也可能是多个，呈西南东北走向，大致位于今荥阳、惠济、武陟、获嘉、原阳交界一带。

　　设置水门，有以下作用：一、可以有效地控制引水量，避免丰水时多引、枯水时引不到水的情况发生。二、可以适应黄河的溜势变化，从而保证正常引水。至于两处水门为什么要相距十里，可能与当时黄河摆动范围有关，也可能是泛指，并不确定。这样看，近人武同举所谓“盖有上下两汴口，各设水门，相距十里，又各于河滩上开挖倒沟引渠，通于汴口之两处水门，递互启闭，以防意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一猜测，在有关王景治河的史料中也得到了证实。

　　《后汉书·王景传》记载王景与王吴以数十万的人力修渠筑堤，曰：“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遗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记。明年夏，渠成。”这段话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一、规模大。工程涉及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投入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二、运用了当时可能采取的一切技术措施。三、工程重点是汴渠渠首的水门建设。四、工程建设时间较短，仅用1年。另外，《后汉书·明帝纪》中的一段话也很能说明问题。在王景完成治河后，明帝曾视察荥阳一带的治理工程，并下发诏书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这里提到的“绝水，立门”，严格地说，指的就是王景治河的水门工程。“绝水”，就是堵塞和废除旧有或新冲开的不合理的分水通道；“立门”，即重新规划和建设引黄入汴的水门。

　　治理黄河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这在封建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便是其真实的写照。王景治河是在河、济、汴乱流的情况下进行的。黄河在此前的50余年已先行改道，加之新河道流程缩短，河道相对稳定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此，在治河上，以兴修、加固堤防为主。在治汴上，要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对症下药，解决好引水口门的问题。水门建设是王景治河的关键性工程。用时１年，水门建设主体工程完工，王景完成了艰巨的治河任务。

　　此外，这里还有必要对水门构造做一交代。西汉时，汴渠的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为土木结构。这种水门难以经久耐用，常常需要修建。东汉灵帝建宁年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此时，汴渠的水门已由土木结构改为砌石工程了。石砌水门，与土木结构的水门相比，耐冲经久，是一大进步。

编辑：胡少华 范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