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含笑看黄河

　　黄河下游25万平方千米土地、5省114个县市，当时有近一亿人口，黄河下游的防洪安全无时无刻不紧牵着父亲的心。任期中，父亲不失时机地推动了下游3次大修堤，而为防御可能发生的大洪水要在中游干流上建设大水库——三门峡水库、小浪底水库，更是他魂牵梦绕的重中之重。

　　即使在浩劫初期，身心备受煎熬时，父亲头脑中日思夜想的仍是这桩大事。同时，最让他焦虑与担忧的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防汛体制和规章制度此时竟被批为“管、卡、压”，并视为可以敷衍应对的“繁文缛节”。

　　父亲深知这是多少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才从血泪与汗水中总结完善的科学规范的责任体制与规章制度。如若忽略了这些确保黄河岁岁安澜时刻不可偏离的重要环节，当在长期静好的日月中极难准确预测的“洪水”不期而至之时，往往会溃发为难以挽回的滔天大祸！

　　3年磨难后，父亲被通知又能参加治黄工作会议了，尽管此时仍无职无权，但他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对三门峡水库改建和下游防洪修堤勇敢进言。

　　由于常年奔波，食宿不定的父亲患有严重的胃病，1974年12月，他在山东济南参加黄河防凌会议期间，正在讲话的父亲突然吐血晕倒，病情十分严重。山东省委和水利部领导闻讯后十分重视，时任副部长的钱正英立即作出安排，把父亲接到北京友谊医院治疗。

　　然而，就在给父亲做胃切除手术的前一天——1976年1月8日，传来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噩耗。父亲闻知，整日整夜痛哭，医生们只得推迟了手术的时间。

　　敬爱的周总理为新中国治黄大业付出的辛劳与心血，没有谁比父亲感受得更深切！

　　黄河的事情非常复杂，治黄的探索十分艰难，面对黄河多次出现的危局与险情，周总理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

　　对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总理更是操尽了心，从筹划到立项，慎之又慎，不仅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还强调“特别要认真听取反面意见。”

　　当问题出现时,一时间各种议论沸沸扬扬，年过半百的父亲感到压力很大，甚至不止一次痛哭失声，并本着“有责必担，不推诿。有错必纠，不躲闪。”的原则，认真反省检查，积极探求出路。

　　此时，周总理不仅主动担当，并艰难地部署推动了三门峡两次改建工程。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败”。人类在科学、技术与工程上的创新与进展都要顺应并符合自然规律。只有基本符合自然规律，并在不可避免的挫败中探索实践，才能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成功。总理之所以处乱不惊、稳健应对，是因为他清楚：每年一进入汛期就寝食难安的几代黄河人为在黄河中游建设水库，长期以来进行了多少次深入且周密的前期准备工作。在可能采取的改进措施还没有得到充分实施时，不可轻言放弃。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留德水利专家李仪祉就曾多次组织中外专家查勘考察，并最早提出“为解决水库泥沙淤积应该在大坝底部修建排沙设施”的建议。

南水北调查勘

　　而黄河人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就组织了30多个查勘队，1000多名查勘队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基本上靠徒步完成了从河源到河口全流域的万里查勘征程，并逐步完善了全河水文测验系统；第一次全面而广泛地收集了黄河流域地形、地质、水文、气象、植被、经济社会和水土流失等方面的资料，之后，着重对黄河中游水库坝址和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状况进行了多次查勘与考察；1954年，更是组织中外专家100多人进行了114天的大查勘。

　　与此同时，在三门峡工程进展的关键时刻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争鸣与论证，各路专家敞开言路、各抒己见。会议气氛之活跃、思想之解放、争论之广泛，在中国治河史上亦十分罕见。

　　当然，对于工程技术的改造与创新，任何批评建议都是有益的、必要的。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运行的过程中，各界专家，本着为国为民负责，不计个人得失，积极建言，勇敢发声，提出了各种书面与口头的建议和意见，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

三门峡第一次改建

　　实践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所有的成功只能靠实干苦干来实现。对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每个步骤、每项措施，甚至每个数据的确定，都是在多少次失败打击下，不屈不挠艰苦探索的结果。

　　为此，父亲在他1988年出版的《我的治河实践》一书中写下了这样悲喜交集、回味绵长的话：过去有很多人担心：“黄河上修水库，会不会很快被淤废？”“黄河泥沙这么多，能不能发电？”等等。不仅我们中国人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就是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经验供我们借鉴。如今，三门峡为我们提供了实践依据。它说明黄河丰富的水资源能够综合利用，害河可以变成利河。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提出修建龙门高坝大库的方案。周总理问：“淤满了怎么办？”当时我们还不能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

　　通过三门峡的实践，现在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了。就是说在黄河上修水库，只要选择峡谷地形，有足够的坝高和泄洪排沙设施，实行“蓄清排浑”调水调沙的运用方式，水库就不会淤废，并可保持一定的有效库容进行综合利用。

　　父亲还指出：三门峡工程的实践经验，把治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经验。

　　小浪底水库的可行性报告为什么能够通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三门峡工程的实践作依据。可以说，没有三门峡水库，就不会有将来的小浪底、龙门等干流水库。三门峡工程的修建是我们对黄河认识的重大突破，也是治黄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1982年，74岁的父亲从黄委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

　　这一年的汛期，黄河大洪水在阔别24年之后，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证实了父亲心中最大的牵挂：由于三门峡与花园口间缺乏控制工程，下游防洪就必须年年汛期闯关。而父亲防洪的主张一向是“只许洪水年年不来，不准自己一次不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急切地认识到：为保证黄河持续岁岁安澜，尽快修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不能再缓！

　　于是，父亲加紧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奔走、呼吁，不仅在重要会议上发言、发文，还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领导汇报，有时一周要转赴多地，一天里要会谈数人。

　　时任黄委总工程师的王长路曾问父亲：“你这么大年纪，数字怎么还能记这么清？”

　　父亲回答：“我每次汇报工作，要自己拟提纲，都是白天黑夜、翻来覆去地想，要向领导汇报些什么，怎样汇报？数字就在翻来覆去中记清楚了。”他又说，“汇报不能照本念，照本念不生动，效果不好。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属于专业概念的问题讲清楚，必须好好地思考与组织。因此，汇报也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1983年，原国家计委和原中国农村发展中心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小浪底工程论证会。父亲率领黄委百人汇报团进京汇报，他们将黄河人30年来在小浪底工程上凝聚血汗与智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全面的阐述。为了这一天，几代黄河人披荆斩棘、矢志不渝，踏遍了小浪底峡谷的沟沟坎坎，地质钻探总进尺5.8万米，绘制图纸近万张，科学实验不计其数，编制的各种规划与可行性报告等资料摞起来有几层楼高……

与小浪底钻探工人谈话

　　在父亲最后的岁月里，他依然不放过每个机会，竭尽全力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上下奔走、四处呼吁，直到被无情的病魔击倒。

　　在父亲病情日重，生命垂危之际，不断前来探望的黄河人从他的口中仅能听懂的几句话就是“下游防洪……要做好，不……能放松。”“小浪底……要快上，不……不能再等。”“小浪底……不上马，我死不瞑目。”

　　1991年，到父亲病重不能讲话时，老友钱正英含泪告诉他：“化云，小浪底工程已经批准了！”父亲听后，微微地点点头。

　　1992年2月18日，对人民治黄事业万般不舍的父亲永远闭上了双眼，如愿长眠在黄河母亲的身旁！

　　黄河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英才出。随着英气勃发、求真务实的新一代黄河人的承前启后、走向未来，相信新中国第一代黄河人对中游水土保持和西线南水北调的殷切期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的黄河、淮河、海河与长江四水共济、四水联调之美好愿景，也一定能够完美地展现在祖国大地上。

　　如今，每到黄河调水调沙时节，我们在电视中看到从小浪底水库大坝喷涌而出的黄白两色激流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执着一生的老父亲，您可以在黄河岸边含笑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