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治黄

　　今天，我们共同追忆老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黄河河官——王化云，回顾思考他在治理黄河的探索与实践中，振作勇气、狠下苦功、躬行自律，专注奉献的一生！如今，即使我们都已进入白发苍苍的耄耋之年，仍然深感难以领悟父亲个中艰辛的十之一二！

　　父亲王化云1908年出生在山东省（今划归河北省）馆陶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投笔从戎，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被委任为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自古以来，“黄河河官”的责任就是一副千钧的重担！1946年，父亲王化云被委任为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后，反复掂量并审视自己，有无担此重任的能力与勇气。他曾对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同志说：“我是学法律的，这些年又在战日寇，打游击，对黄河的事是一窍不通，我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啊！”

1947年，王化云在山东观城县（今属莘县）百寨村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驻地

　　段君毅同志回答说：“外行没关系，有党的领导，你干吧！”

　　有了组织的信任和支持，面对迫在眉睫的黄河抗洪防汛险情，父亲下定了决心，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中国治黄事业的开拓工作。他对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大姐说：“黄河的事事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拼着性命也要干好！”

　　那些年，我们兄弟年纪小，只知道父亲忙得很，每天风尘仆仆在外奔波，很少回家。据当时已经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姐回忆，战争年代，黄河下游堤防年久失修、低矮残破、千疮百孔。上任伊始，父亲就怀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把黄河下游防洪安全摆在治黄工作的首位。每年洪峰过境，防洪工作告一段落之时，父亲都会消瘦到要将腰间的皮带向里收紧两个扣。

　　最初，刚刚组建的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只有3个人，主任王化云、总务科长张国维和工程师马静庭。年轻的治黄队伍边组建，边上阵，边施工，边抗洪，在最危急的时刻父亲更是舍生忘死，夜以继日坚守在惊涛裂岸的险堤上。没有车，没有马，3人硬是一起徒步走遍下游千里沿河工地！

　　依靠边区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他们充分发动沿黄人民群众浚河复堤，整治险工，强化人防，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创造出奇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浚河复堤完成了黄河回归故道的艰巨任务，还连续战胜了1947年、1948年、1949年发生的大洪水，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在这4年惊心动魄的抗洪实践中，更是激发了父亲为国为民办实事，一辈子做黄河“老长工”的执着意愿。他对黄河的感情愈来愈深，认识到治理黄河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有研究不完的学问，做不完的工作。即使在万事起头难的上任之初，父亲甚至不知道黄河大堤应该按什么标准修，怎么修，但临堤抢险的实地决战已让他认识到，历史上，黄河决口之所以那样频繁，并不都是水量大，主要是大堤质量差，隐患多，险工埽坝都是用秸料和土筑成，容易溃决，加之洪水来袭时防守不力造成的。于是，在父亲心中有了“除害兴利”的坚定信念！

害河变利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历史上，黄河在为中华民族造福与贡献的同时，也给下游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害和苦难。

　　据文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下游共决溢1590次，较大改道26次。自1855年到1938年，出现大小决溢143次，真正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洪水过处，倏忽之间就吞没了十几万、几十万鲜活的生命，城镇乡村被一卷而空，生命与财产损失惨重。

　　自1946年人民治黄大业开启之日，“浚河复堤”“宽河固堤”，加高加厚下游1371千米堤防，石化了4800道险工，实现黄河下游伏秋大汛岁岁安澜。但是，由于黄河中游干流缺少大型水库的调节，仍须汛期闯关、临堤抢险。

1952年王化云（前左1）查勘三门峡坝址，身后三道激流自左至右分别是鬼门、神门、人门

　　1958年大洪水，下游200万人上堤抢险；1960年建成三门峡水库，用于上拦洪水，但因缺失下排泥沙，一年后水库自身淤积，且造成渭河流域淤积受灾；1973年三门峡水库改建成功，破解了“多泥沙河流水库泥沙淤积”的关键难题，潼关上下河段已恢复到自然河道状态，并进行了调水调沙的初步实践。

　　自2001年小浪底水库在此基础上建成，通过多水库联合调水调沙对黄河水沙资源进行有效分配与调节，不仅使黄河下游达到了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为黄河解决了洪灾、凌灾、断流的生态难题，进行了河道冲刷减淤降低河床高度的成功实践，同时，黄河上还开展了水土保持与南水北调的系统工程建设，以供水、灌溉和发电泽被大河上下，利泽亿万民众。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要治理桀骜不驯、左冲右突的黄河，至关重要的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探索、修正、确定正确的治黄方略。

　　父亲深知要治理黄河，首先要认识黄河运行的自然规律，顺应并利用其自然规律。在硬碰硬的自然规律面前，来不得半点虚伪与浮夸。在治黄大业中夸大话、说空话只能误国家之大事；不懂专业知识的盲目指挥，没有强烈责任心的疏忽大意会对人民犯罪。

　　所以，在1946年到1949年防洪抗险的日日夜夜中，父亲白天组织运筹、劳碌奔波在激浪拍岸的长堤上，每晚还要挑灯夜读。战时灯油供应紧张，干部每人每晚只有一提灯油，他每晚两提灯油都不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组建全流域治黄机构、开展全流域查勘、宽河固堤、引黄济卫、制订黄河规划的日理万机之中，他都会见缝插针地读书思考。为集中精力读书，即使家属宿舍近在机关大院旁，他仍坚持在办公室食宿，只有星期天才回家。

　　在理论学习上，他不仅搜集研究历代治河方略，而且钻研中外现代科研成果，所有能找到的历史的、近代的治黄书籍，从贾让、王景、潘季驯到靳辅，从方休斯、费礼门、萨凡奇到李仪祉……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小册子，只要与治黄有关，他都会千方百计找来，带着治黄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如饥似渴地研读与思考。

　　从抗洪实践中起步的父亲，更重视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每年他都坚持用七八个月的时间深入堤防险工、高原沟壑、工程坝址调研。他不仅对黄河上游、中游、下游进行全面考察，还跑遍了当时能想到的所有水库坝址；积极领导和参与对黄河流域全面系统的考察，靠实践来体会真知。在亲身实践中父亲认识到，前人的经验固然重要，但不能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必须走出一条符合黄河客观规律的新路来！

　　1953年2月，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黄河，父亲向主席汇报工作时，细致而全面地将黄河的过往、现状与治理设想连续讲述了3个小时。对于下游防洪，汇报了宽河固堤的成果，说到不期而至的特大洪水，他明确表示：“没有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并提出对中游水土保持和上游南水北调的设想。

　　毛主席又问了许多问题，且问得很细，这些问题都得到父亲清楚的回答。只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上来，就是黄土高原有多少条沟。

　　当谈到修建水库的预想坝址时，主席问：“这些坝址你去看过没有 ”父亲回答，都去看过。主席听了很高兴，作出表扬：“像王化云就钻进去了，就是一个榜样。”

　　父亲是从水利科学的外行起步，没有固有的门户之见，他时刻不忘向专家，向河工，向群众虚心请教。所以，他特别善于学习分析、兼收并蓄、开拓提升，得各家之长处，集广博之优势。每次抢险、每次事故之后，父亲定会组织业务讨论，反复思考、反复探讨，总结提高。

　　父亲非常注重发动和引导全河职工共同深入探索黄河运行的自然规律，坚持对治黄大政与方略进行艰辛求索。虽然也不断遭遇科学技术进展中不可避免的失误与挫折，但总能凭恃实践、认识、集思、广议，及时拨正船头、调整航向，在成功与失误中深化对黄河基本情况和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修正调整治河理念，不断提高完善治黄方略。

1985年王化云在黄河中游管理局作回顾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报告

　　他从黄河的症结水少沙多、水沙不平衡的矛盾出发，认识到现阶段的黄河不可能变清，也不需要变清，黄河的洪水和泥沙是祸根，也是资源；要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通过拦水拦沙、排洪排沙、调水调沙、用洪用沙等多种途径和综合措施，对全流域进行全面统筹安排；主要依靠黄河自身的力量来治理黄河；从长远考虑，黄河水源不足，还要进行南水北调。自1946年人民治黄始，整整一代黄河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兴利除害，推动了治黄方略的不断完善。

　　父亲在抗洪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治黄事业是多么迫切地需要组建一支强有力的专业知识人才队伍！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黄委领导班子，便以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姿态，积极寻访、礼聘星散在各地的水利专家，积极培养在冀鲁豫解放区抗洪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正式创办黄河水利学校……

　　“要干实事、打硬仗，必须启用有真才实学、真抓实干的干部。若只为自己心舒耳顺，提拔那些善于投机取巧、阿谀奉承的人上位，则不仅他本人才不称职、德不配位，而且必然会嫉贤妒能、压制人才，最终坏了治黄的大事。”

　　在运动中，父亲曾作为治黄系统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极大冲击。他的所有“罪行”被揭发得彻彻底底、明明白白。最主要的两项：一是业务挂帅、只管研究治理黄河，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还常常以业务需要为借口，跑到治黄现场，躲避政治运动。二是“只专不红”，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靠专业技术人员，不依靠工人和贫下中农……

　　在批斗父亲的大会上，有人竟恬不知耻地泄私愤、图报复，公然大叫：“为什么不提拔我 ”

　　父亲说：“因为我看你工作能力不够强，所以，提拔得慢了些！”

　　“拨乱反正”之后，父亲并不去纠缠和报复那些过激的行为和人，他急切关注的仍是治黄大业，是如何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为父亲开车的司机董庆长师傅就很不理解，曾问过父亲：“王主任，运动期间你受了那么大冲击，有个别人对你乱批乱斗，做了不少坏事，你怎么还让他们做官 ”

　　父亲回答：“有些人犯过错误，认识了，改了，就行了。特别是其中有些干部肯钻研业务，专业水平高。为了自己的一点恩怨，你就不用他，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人才浪费，对他们个人也不负责，我们不能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