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面对东河河务奏折，道光皇帝旻宁的朱笔御批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后续资料记载显示，慧成正是因为这一次河堤垮塌被革职。准确地说，是革职留任。革职，是因为慧成应该为辖区内河堤垮塌负责；留任，是因为还需要慧成继续担当河防重任。道光皇帝知道，河官再换，危若累卵的河堤也难以抵御凶猛的大洪水。所以，面对水情奏折，他没表态。

　　不表态，固然是不好表态，但是这位道光皇帝，也的确优柔寡断。正是在他在位的三十年间，中外势力对比发生了颠覆性的反转。

　　1840年鸦片战争初起，万里来犯的英军不过数千人，使用的武器是前装燧发滑膛枪。那是火器时代初期最麻烦的武器，射程短，准确率低，装填烦琐，而且射速低，发射一颗子弹最快也需要20秒。这种火器，与当时民间尚在使用的鸟枪相比都不占多少优势。清军使用的弓弩，貌似落后，却比这种麻烦的火枪射程更远、射速更快。加上人数的绝对优势，如果铁了心要打，清政府完全有实力把区区数千人的英军打回老家去，无论如何都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可惜，清政府的重兵布置在皇帝四周。闽粤一带的兵力部署，无论数量还是装备，与京师相去甚远。远在闽粤作战的清军要听命于北京皇宫里这位皇帝的调遣，而皇帝的态度，则忽东忽西、反复无常——先是轻敌，极力主战，口气浮夸；一有失利，则立刻议和，道歉赔偿，自己打脸；看对方不给面子，又恼羞成怒，竭力喊打。如是反反复复，朝令夕改，加上千里迢迢，军令传递迟缓，清军的士气和状态，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样子。

　　面对外敌入侵尚且犹疑不决，面对一份水情奏折，说句“知道了”，不痛不痒，不咸不淡，也就是很符合人设的事了。

　　当时的黄河积患多年，下游淤积严重，一年数度决口，已经到了不得不治，却又无从下手、治而无果的地步。在道光二十三年大洪水之前，黄河接连于1841年、1842年出现大洪水。往往是前一次的洪灾遗患还来不及整治，下一次洪灾就到了。道光二十三年的洪水不仅使陕州河段吃紧，下游宽散河段水势更为惊险。暴涨的洪水在中牟九堡冲决黄河右岸，造成中牟以下28个州、县受灾，洪水向东南倾泻千里，直灌洪泽湖。地处下游的开封府遭了殃。开封护城堤被冲得七零八落，以至于水漫全城，河南的科举考试不得不延期举行。

　　连年频发的洪水除了与中游暴雨有关，也与下游河道淤积、河床抬高有直接关系。连续大范围的溃决，意味着黄河堤防不堪重负，河流到了改道的前夜。

　　清初以降，施加人力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建议不时上呈。道光二十三年大洪水之前，刚刚完成洋洋五十卷《海国图志》的魏源撰文，力主对黄河实施人工改道。《魏源集》曰：“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大约是人微言轻，旻宁没有理睬这个建议。巨大的隐患，他留给了继任的咸丰。

　　水总会给自己寻找合适的低地。13年后，黄河果然自行改道。魏源的预言应验了。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咸丰五年以前，黄河在今郑州以东，经原阳、封丘、中牟、开封、兰考，过山东曹县、安徽砀山到江苏徐州，再经苏北睢宁、泗阳入淮，在滨海入黄海。铜瓦厢决口后，黄河从左岸改道北流，河水淹过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夺大清河，汇入渤海。铜瓦厢以下数百里南流河道自此废弃，成为“废黄河”。

　　朝廷对黄河水患的放任态度，自然受到诟病。这种放任固然是对民生的极端漠视，但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确有万般无奈。

　　道光二十三年，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第二年，中英《南京条约》除了割地通商条款外，还有对英2100万银圆的赔款。银圆指的是当时世界通行的西班牙银圆。2100万西班牙银圆，相当于当时的1470万两白银。1843年春天大洪水来临之前，对英第二期赔款（210万两白银）还未筹足，加上前两年黄河连番决口，朝廷急需调拨河工和赈灾银两，正是国库空虚、捉襟见肘的时候。就在这个当口，户部银库爆发了巨额库银亏空案。

　　这一桩由上上下下历任管库、监库官吏联手做下的惊天贪污案，几乎掏空了当时的大清国库。

　　引爆亏空案的是一桩库丁舞弊事件。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户部银库有个库丁张诚保，他的哥哥张亨智想为儿子报捐知州，托亲戚把一万多两白银分装成11袋送到户部报捐。张诚保办理入库时故意舞弊，先把第2袋报为第3袋，见当值库官和查库御史心不在焉，便在接第7袋时直接捏报为第10袋。漏报的4袋白银运回张亨智的银号。事后，知情库丁都分到了好处，但银号几位管事人没得到好处，于是告发了此事。

　　直到次年三月，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黄河水患暴发前夕，道光皇帝旻宁才得悉案件全貌。旻宁自然恼怒异常，即命刑部查验全部库存。查验的结果，让这位颟顸皇帝如遭五雷轰顶。户部银库应存白银1218.2万两，实际库存却只有292.9万两，亏空达四分之三以上，近1000万两库银被管库各等官吏私分，涉案官员达321人。

　　在内忧外患、国运未卜的形势下，面对所剩无几的国库、巨额的亏空数字和大面积的监守自盗，旻宁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下旨严审，并出诏令：从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间历任库官、查库御史等，各按在任年月，按月罚赔。

　　因涉案人数太多，一时难以全部停职查办，朝廷不得不以“革职留任”的方式，让戴罪之人来查“罪”。结果可想而知。罚赔、追缴持续了六年零两个月，却只收缴白银150万两。相对于925.3万两的亏空总额，旻宁这一道诏令，差不多算是白下了。

　　贪腐的又何止银库管理官吏。道光时期，河员的奢靡更是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本来清代时河员设置就层层叠叠、冗员颇多。当时黄河水患日甚，这些河厅官员却不务正业，整日挥霍大把的帑银，蓄养戏班子消遣。每年霜降之后，河厅官员都会花数万两银子延请名优，连续演戏三个月，美其名曰“安澜”。观剧通宵达旦，宴席连缀不歇，专用厨师成班成队。河员的日用佩戴更是奢侈无度。他们每年入秋便派专人到关外筹办冬装裘皮，采购只拣颜色匀净、毫无瑕疵的整张狐皮；夏装绸缎，出自苏杭一流机坊。官员的衣物用料华贵、名目繁多，令人瞠目。

　　道光时期的河工经费主要来源是地丁银、盐课银和关税银，本来不算紧缺。但由于河道官员的腐败，河工经费常常出现缺口，进而导致河夫懈怠，物料供给迟缓。

　　清代官方治河的河工经费虚高，乾隆时期有几次堵口实例，可进行比较。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闰六月，黄河在仪封十六堡决口。这次堵口历时两年，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才合龙，花费帑银500多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七月，堵复一年的黄河再度在仪封决口，漫口20处。乾隆派大学士阿桂督工堵口。次年，“两次堵塞，皆复蛰塌”。第三年，决口终于堵住了。这次堵口的花费，“历时三载，用帑两千万”。

　　而在此前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有过一次著名的民间堵口。

　　这一年八月，黄河在清江浦老坝口决口。当时的南河总督张皇失措，只得求教于出身下层、熟悉河工的郭大昌，许以帑银50万两，限期50天，让郭大昌主持堵口。郭大昌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许各级官员到场干涉。结果，这次堵口合龙，仅用了20天，花费帑银10.2万两。这个效率，比限期提前了一大半，比官方许诺的开支节约了近八成。

　　当然，每一次堵口，具体情况不一样，花费也不可能完全一样。郭大昌的成功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时官员的贪腐与渎职，已经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程度。

　　这种情况到了道光时期，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治河，黄河的决口如何堵得住？

编辑：胡少华 范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