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道

　　元明清三代皇都依赖漕运供给，在治河与保漕运两者中无不以后者为重。治河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漕运状况则直接关系皇族和朝中百官的衣食供奉。元时为保漕运，黄河北岸堤防不断加固，致使原来北向流入大清河（古济水）的河水彻底枯竭，黄河从此结束分流局面，全部南流入淮。明代朱棣发迹于燕地，即位后把首都从应天迁至燕京（迁都后分别改称两地为“南京”“北京”），于是保漕运更成为治水的第一考虑，黄河治理多采用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办法。南岸多年分流，地势逐渐淤高，便埋伏了改道北流的隐患。

　　元代区区九十余年，史载决口达十余次。下面列举部分决口记载。

　　1297年，黄河在杞县决口，河水南流入涡水，因涡水南流不畅，河水转而向东，经归德、徐州，夺泗水、淮河入黄海。

　　1309年，黄河在归德、封丘两处决口，河水再次北趋。

　　1324年至1330年，黄河先后在开封、原阳、长垣、东明、济阴等处决口。

　　1343年，黄河在山东曹县白茅堤决口。

　　1344年，黄河又一次在白茅堤决口，并引发金堤连续决口，导致汲县、滑县至张秋河段全线溃决。

　　1365年，黄河在东平决口，河水受山东丘陵阻挡，分流为南北两股，分别绕行丘陵南北侧入海。

　　这种状况，至明清尤甚。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铜瓦厢以东、原本穿过苏北汇入黄海的黄河断流。这一次决口非同小可。汹涌的洪水将大堤冲开二百多米，一夜之间，河水泱泱东泻，淹过兰仪、封丘、祥符、考城、长垣、张秋，夺大清河入海。河南、山东、直隶（今河北及京津一带）三省俱被殃及，无数村落遭遇没顶之灾。当时的官方水利资料汇编《再续行水金鉴》描述水灾情形：“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

铜瓦厢附近河道

　　此后近百年，河患与国难交加。时势纷乱之际，当局哪里还顾得上黄河？大王旗在城头不停地变幻，“三年两决口”的惨剧不停上演。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至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黄河决口十七次。1933年8月，黄河遭遇近代史上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洪水，黄河下游有五十多处决口，整个黄河大堤成了名副其实的“豆腐腰”。

　　关于黄河的二十六次改道、七次大改道，说法并不完全一致。黄河下游河道自有明确的文字记录以来，先向东北，后向东南，再改东北，又复东南，如是三番。至少有过六次大改道，当是确凿无疑。

　　在历代黄河水患为害最甚的河南，有“豫西存粮，豫东拆房”的民谚。民谚说的是豫西和豫东生活观念的差异。豫西人讲究“留余”，不仅指处事方面留有余地，也是指过日子重视积攒，为将来留有储备。豫东人则相反，有多少消耗多少，拆房子卖地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差异，不是因为秉性，而是因为黄河。在豫西，黄河沿岸多为山岭，即使发生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那样的大洪水，损失的只是一部分田地的当年收成，人和家宅至少是安全的。日子相对安稳，积攒就有了前提。而在豫东，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豫东，洪水一场接一场，几乎没有消停的年份。一季夏粮收获之后，汛期就到了。大多数人穷困至极，没有积蓄。小富之家积下家产，洪水一来，瞬间化为泡影。面对现实，当地人认为不如吃干用尽了事。不安稳，便不可能有积累。

　　数千年来，深受黄河水患之害的不止豫东人。拖儿带女外出逃荒，对于豫东人、豫北人而言，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逃荒的线路，总是逆着黄河水流的方向，向西，再向西。向西走，意味着投奔高地，意味着安全。逃出去的人们，有的会在黄河的枯水期回乡，有的则在异乡安顿下来，以求远离黄河洪水的威胁。

铜瓦厢决口处

　　花园口事件之后的九年间，每到洪水泛滥季节，无数灾民拖家带口，远走陕西、甘肃，以求生存。

　　花园口决口造成的黄泛区，面积达到5.4万平方千米。滚滚河水在郑州以东黄河南岸直到淮河流域的平原和丘陵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狐”形图案。“狐”的脚爪伸到了大别山北麓的六安，长长的“狐”尾则一直扫到长江北岸的扬州。“狐”形图案所在，本是中国东部最肥沃的土地，但当时由于洪水时常泛滥，土壤大面积沙化、盐碱化，即便在非汛期，土地产出率也很低。

　　古人有“贫不远行”的说法。因为贫困者远行，行无车，宿无钱，在路上断炊无人接济，只能乞讨为生，若再遇伤病，客死他乡几乎是必然的。但是，无数的贫苦百姓在河患面前，为了求生，不得不远离故土，流浪千里。

　　八十多年前，从黄泛区逃荒外出的人们难以想象，黄河连年为患的灾难史，就要结束了。

编辑：胡少华 范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