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然而，由于自然因素与长期不合理的人类活动，黄河流域已成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威胁着流域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沙关系不协调被视为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为有效治理黄河，改善生态环境，自20世纪40年代起，我国开始在黄河流域探索和实践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将一个小流域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通过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合理配置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农业耕作措施，形成综合防护体系，实现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黄河流域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

黄河流域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发展可划分为4个主要阶段，从早期的试验探索到如今的全面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点任务。

黄河流域小流域综合治理发展阶段时序图

1.试验示范阶段（20世纪40—50年代）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探索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3年，农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黄河水利委员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的前身）选择大柳树沟作为小流域治理试验区，在沟坡栽树、沟底修筑柳谷坊和土石谷坊、沟口建设量水堰，以监测治理前后的水土流失变化。这一初步尝试形成了小流域治理的雏形，但由于当时水土保持科学发展程度和历史条件局限，采取的治理措施相对简单。1951—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西北黄河工程局（黄委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的前身）分别在甘肃西峰、陕西绥德，成立了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天水、西峰、绥德3个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分别位于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黄土高塬沟壑区、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分别选择吕二沟、南小河沟、韭园沟、辛店沟作为试验基地，采取新修梯田、建设淤地坝、造林、种草、修筑沟头防护等一系列单项措施，并把各单项措施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地布设到小流域中。

这一阶段的实践标志着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模式正式起步，为后续工作积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和科学数据。然而这一时期的小流域治理主要侧重于保水保土效益，对改善生态和发展农林牧生产的综合效益关注不足。

2.综合治理试点阶段（20世纪80—90年代）

改革开放后，小流域综合治理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点阶段。1980年，由水利部、财政部统一部署，黄委黄河中游治理局（现黄委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在黄河流域8省区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这一阶段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有3个显著特点：一是采取以全面控制水土流失，发展小流域经济为目的的治理措施；二是成立由当地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组成的领导班子，负责制定规划和实施方案；三是建立严格的现场填图验收和资金管理监督检查机制。

到2002年，黄河流域共开展5期共171条小流域的试点工作，分布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新疆。据当时前4期中141条小流域试点验收资料的记载，小流域总面积4895.37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达4558km2，治理程度37.85%。经过试点治理，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725km2，其中修建基本农田342.69km2，营造水保林964.80km2，经济林156.61km2，人工种草228.09km2，封禁治理33.18km2，修建谷坊、水窖、沟头防护等小型拦蓄工程54837座（处）。通过综合治理，治理程度均达到70%以上，流域内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大幅度改善。这些试点小流域大多数成为当地水土流失治理的典型，有一批已经成为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在开展小流域试点的同时，把试点经验推广至全域。1982年，水利部、财政部把黄河流域的无定河、三川河、皇甫川和定西县列为国家重点治理区（以下简称“四大片”），涉及陕西、山西、内蒙古、甘肃4省（区）的19个县（市、旗），总面积41306km2。1983年，启动四大片重点治理项目一期工程，1992年底结束，共治理重点小流域339条，完成治理面积6950 km2，累计治理面积达9673km2，治理程度77.85%。1993年，国家对四大片一期工程进行了统一验收，继续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3—1997年，共治理重点小流域463条；第二阶段为1998—2002年，共治理重点小流域284条，两个阶段工程分别于1997年和2002年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1997年，经黄委批准，黄委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正式立项实施黄河流域重点小流域治理项目，项目涉及青、甘、宁、蒙、陕、晋、豫、鲁8省（区）的56个县（旗、市），项目区总面积4568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4263km2。项目共综合治理小流域143条，实施期5年。至2002年，143条中的122条通过验收，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561km2，验收核实保存治理面积1373.6km2，其中修建基本农田3.37万hm2，营造水保林5.67万km2，经济林2.17万hm2，人工种草1.51万hm2，封禁治理1.02万hm2，修建小型水保拦蓄工程2.22万座（处）。该项目构建了“支流为骨架、小流域为单元、集中连片、规模治理”的新尝试。

3.规模化推进阶段（2000—2010年）

进入21世纪，小流域综合治理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开始规模化推进。这一阶段，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治理高潮中，借鉴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做法，累计规划治理了上万条小流域，其中部分小流域与当地经济开发相结合，打造成了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样板。

2001年3月，黄委正式启动“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该工程将四大片重点治理项目、水土保持国债项目及各省（区）的水土保持重点项目纳入实施范围，均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综合治理，并进行统一管理。首批工程涉及黄河中游8省（区）36个县（旗、市），综合治理小流域126条，流域总面积7392km2，计划治理面积2088km2，建设治沟骨干工程140座，控制面积609km2。项目实施的2001—2002年，共完成治理面积1114km2，其中新修梯田2160亩。随后，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实施的重点小流域被纳入水利部“十百千”工程（10个城市、100个县、1000条小流域），水利部先后分4批共命名426条示范小流域，各批次数量分别为102条、102条、121条、101条。

与此同时，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为小流域治理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1999年，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遥感普查项目和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区生态农业动态监测技术引进项目（水利部“948”项目）的实施，引进了国外先进的“3S”技术和设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黄河流域土壤侵蚀及生态环境状况。2006年，黄委决定开展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措施调查与效益评价项目，通过核查321条（个）小流域和行政区（样区）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建立了水土保持措施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技术进步大幅提升了小流域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这一阶段，小流域综合治理形成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工程、生物、耕作措施相结合，从单一的防护性治理向治理与开发相结合转变，开始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提升。各地根据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特点，探索形成了多种小流域治理与产业开发相结合的模式，为后续的小流域综合治理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4.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2010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黄河流域小流域综合治理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一阶段，水土保持工作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治理模式和技术手段被不断创新和应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理念从单一拦沙减沙、工程为主的传统模式，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生态优先转变；治理目标从追求治理规模与速度，转变为聚焦治理质量与效益，以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双下降”、水土保持率和减沙量“双增加”为核心；技术路径从依赖传统工程与人工治理，升级为智慧水保、数字孪生、碳汇技术融合应用的科技赋能模式；管理机制从分省实施、分散管理，优化为全流域统一规划、跨区域协同推进，并以《黄河保护法》提供法治保障的规范化管理；价值实现从侧重生态效益，升级为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同步探索水土保持碳汇、新增耕地占补平衡等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多元化路径。

2024年以来，小流域综合治理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构建起“生态治理—碳汇增值—收益反哺”的良性循环。黄委指导并推动宁夏、陕西、山西、甘肃等省（区），共完成水土保持碳汇交易11单，交易碳汇量32.11万tCO2e，交易金额1178.57万元。西峰南小河沟小流域完成水利系统直属单位碳汇交易第一单；全流域共完成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11单，交易金额12738.2万元，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后，绥德辛店沟小流域完成全国首单生态产品转化和水土保持碳汇交易。2025年12月20日，榆林市米脂县完成全国首单淤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交易榆林沟淤地坝41.38亩新增坝地指标，交易金额250.35万元，资金用于淤地坝管护、水土保持与乡村振兴，开创了小流域治理新增耕地“指标交易、原地耕作、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新模式。

二、主要治理模式与成效分析

1.主要治理模式

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需求，黄河流域小流域综合治理形成了以下几类主要模式：

综合治理型模式。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广泛应用的治理模式，其核心是因地制宜、因害设防，根据不同地块的水土流失状况和土地利用方向，合理配置措施。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形成了“三道防线”综合治理模式，该模式强调措施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并构建了完整的水土流失防御体系。高塬沟壑区的固沟保塬和丘陵沟壑区的沟坡兼治是最典型的“三道防线”综合治理模式。

高塬沟壑区固沟保塬“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塬面固本。在塬面修筑条田、田间道路与雨水集蓄工程，塬边修筑沟头防护，拦蓄塬面雨水，保持水土不下沟。第二道防线：沟坡拦截。在沟坡的缓坡修建梯田、台地，陡坡造林、种草，编织一张强大的“拦截网”，“罩”住坡面泥沙。第三道防线：沟底锁沙。在沟底修建淤地坝、谷坊和小型水库，种植防冲林，拦截沟道泥沙。塬面、沟坡、沟底，三道防线，层层设防，节节拦蓄。

丘陵沟壑区沟坡兼治“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修（梯）田建（果）园“戴帽子”。在山梁和山峁顶部的坡地修建水平梯田，在适宜区域发展果园。第二道防线：植树种草“披褂子”。在沟壑两侧的沟坡布设乔灌草混交的林草措施，用植被“网”住坡面泥沙。第三道防线：打坝淤地“穿靴子”。在沟道底部修建大、中、小型淤地坝，防洪减灾，淤地造田。

生态经济型模式。该模式在控制水土流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提升，通过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具体做法包括：建设基本农田，提高粮食单产；发展经济林果，建立主导产业；促进农林牧副综合发展。甘肃省定西县官兴岔小流域采用该模式于1983年开始为期5年的试点治理，后续进行深化治理，到1999年，完成治理面积17.67km2，治理程度达85%，农民年人均产粮提高300kg，人均纯收入也从治理前的150元提高到1360元，实现了全流域整体脱贫。

坝系农业型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沟壑密集、地形破碎的地区，通过沟道坝系建设，形成“梁、峁、坡、沟”综合治理的立体防护体系。具体做法是：在支毛沟建设谷坊、小型坝，在干沟建设大中型淤地坝，形成拦泥淤地的坝系工程，以巩固沟床、稳定边坡，最终实现“沟沟川台化，荒山荒坡绿化”的目标。内蒙古自治区皇甫川西黑岱沟小流域的综合治理是该模式的典范。西黑岱沟小流域在全域的干支毛沟建设淤地坝，坡耕地和荒山荒坡上种植油松、沙棘和牧草，培育形成了坝系农业和以舍饲为特点的良种畜牧业。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小流域坝系农业治理模式已成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典型范例。经过多年治理，韭园沟小流域现有坝系工程237座，其中骨干坝17座，大、中型淤地坝34座，小型淤地坝186座，总库容2878万m3，可淤地面积347hm2，已淤地面积278hm2，已利用面积219hm2，利用率达78.8%，全流域坝系基本达到了相对稳定，可控制99.2%的流域面积；坝地成为高产稳产田，年均亩产粮食300—400kg，最高达900kg，是坡耕地产量的6—10倍。此外，还促进了退耕还林还草，改善了生态环境，为当地的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证。

“水土保持+特色产业”综合体模式。这是近年来涌现的创新模式，通过综合考虑小流域的自然条件、治理现状、产业优势和生态资源等，将水土保持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协调的新模式。该模式以防治水土流失为核心和基础，兼顾蓄水保土、涵养水源、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产业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五个方面，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驱动力，以特色产业反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实现小流域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小流域是“水土保持+特色产业”综合体模式的典型案例，它通过水土保持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高西沟重点发展“米脂小米”和“高西沟苹果”特色农产品，同时，依托自身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建成水土保持生态展览馆、苹果采摘园、盘山梯田观光点等景点，游客不仅可以体验田园采摘，还能住窑洞、尝农家饭。高西沟村还完成了全国首单150万元淤地坝碳汇交易。通过“水土保持+特色产业”综合体模式，高西沟村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8860元，提升至2025年的26276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21年的10万元提高至100余万元，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治理成效分析

生态效益。小流域综合治理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态环境。数据显示，经过综合治理验收的141条试点小流域，治理程度平均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37.8个百分点，总体治理程度达到70%以上。在封育措施的共同作用下，这些流域基本实现水土流失的有效控制。以内蒙古皇甫川的川掌沟小流域为例，经过治理后，小流域的植被覆盖度达76.2%，减沙效益达到84%。无定河流域经过20年的重点治理，侵蚀模数由重点治理前的1.29万t/(km2·a)降低到0.75万t/(km2·a)。

经济效益。小流域综合治理显著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据统计，黄河流域第3期小流域试点工作中完成验收的40条小流域，人均年产粮507kg，人均年纯收入734元，分别比当时黄河中游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的平均值高出27%和52%。1997年实施2002年验收的143条重点小流域项目中的122条流域，年增产粮食6.89亿公斤，增产果品1.04亿公斤，增产牧草1.66亿公斤，年总产值增加2.84亿元。年人均粮食由治理前的390公斤增加到549公斤，年人均纯收入由治理前的774元增加到1455元。山东省实施综合治理的13条重点治理小流域，治理后年均产值达2.1万元/km2，人均年纯收入由治理前的142元增加到577元，平均每年增长80元。更重要的是，通过治理与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许多小流域培育了当地的主导产业，如陕西洛川的苹果、甘肃定西的土豆等，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效益。小流域综合治理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还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一是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了粮食安全；二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丰富了农产品种类，提高了农民收入；三是治理过程中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此外，小流域综合治理还有效促进了科学知识普及和农民素质提升，通过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增强了农民的科学种植意识和技能，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三、现状与挑战

1.自然条件与资源约束

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治理成效提升。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匮乏，年均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土壤严重干旱，影响了林草植被的生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该地区地形破碎、沟壑密集、坡度陡峭，水土流失自然潜在风险高，导致治理难度大，成本高。此外，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强降雨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不仅可能加剧水土流失风险，还会对现有治理成果构成威胁。

2.人为扰动与管护缺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为扰动因素给水土保持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大规模生产建设活动，如矿产资源开发、交通设施建设、城镇扩张等，常因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引发新的水土流失。另一方面，部分地区仍存在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过度开发坡耕地、超载放牧等活动，导致植被破坏，地表裸露，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此外，已治理区域的后期管护薄弱，重治理轻管护问题突出，影响治理成果长期巩固和效益发挥。

3.技术与管理不足

从小流域治理自身来看，也存在一些技术与管理上的不足。一是治理标准偏低，部分水保措施建设标准不高，难以抵御较大程度的自然灾害。二是科技支撑仍显不足，虽然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仍显薄弱，特别是对水土流失规律、植被恢复机理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不够深入。三是管理机制不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综合治理的整体效益难以充分发挥。四是投入保障不足，水土保持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事业，但目前投入渠道单一，主要依靠国家投资，社会资本参与度不高，难以满足全面治理的需求。

四、展望与创新路径

1.智慧治理与精准监管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水保将成为小流域治理的新趋势。通过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摄影、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实现对小流域水土流失的精准监测和评估。陕西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在探索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网格化管理体系，该体系以精准治理、科学监管、生态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为目标，结合水沙关系，科学评价流域治理潜力和治理方向，推进全流程数字模拟与监管。未来，应进一步强化监测平台建设，提升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实现治理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推动小流域治理从单一的生态保护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转变，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2024年以来，黄委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指导推动流域（省、区）完成20多单水土保持项目碳汇、淤地坝新增耕地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交易。这一创新实践为小流域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可持续性。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探索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生态补偿、“绿水青山”绿证等多种形式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生态产品定价机制，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3.系统治理与协调发展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一是与小流域内的产业振兴相结合，根据不同小流域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二是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通过小流域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三是与流域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以小流域治理为基础，支撑整个流域的水安全、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未来小流域治理应更加注重与这些国家战略的对接，实现小治理支撑大战略的目标。

4.科技创新与基础研究

加强科技创新，突破小流域治理的关键技术瓶颈。应加强水土流失规律、土壤侵蚀过程、重力侵蚀影响因素及防控、小流域坝系平衡理论与优化布局等基础研究，为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开展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治理原真性等研究，研发适合不同地区类型的水土保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高治理的科技含量和效果。应加强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小流域治理科技示范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5.机制创新与多元共治

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格局。应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统一规划、协同治理。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明确补偿主体、对象、标准和方式，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建立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参与小流域治理的激励机制，调动各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此外，还应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小流域治理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压实治理责任。

五、结语

黄河流域小流域综合治理走过了一条从试验探索到全面推广，从单一措施到综合治理，从防护性治理到治理与开发并重的发展道路。数十年的实践表明，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是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发展的有效路径，不仅解决了黄河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也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小流域治理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础性工程，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未来的小流域治理应更加注重生态系统整体性、治理措施系统性、发展方式绿色性，通过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推动小流域治理向智慧化、精准化、高质量发展，为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黄河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