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呼吸着雾霾担心空气污染的同时，水污染也同样严峻，“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已经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河流湖泊为我们提供生存生活所必需的水资源，已经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何保护好水资源，这就需要生态补偿。

流域生态补偿需要人们为水资源付出成本，从而保持其可持续性。那么怎么补偿，补偿给谁，如何建立公正的生态补偿机制

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贾绍凤接受采访时指出，生态补偿不仅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更需要政治魄力。

为什么要进行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谈了很多年了，它对于流域的治理或管理有何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提流域生态补偿

贾绍凤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五大文明建设，其中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中水是非常核心的要素，山青水绿都关系到水。就宏观背景来说，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类活动强度越来越大，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人们的挤压影响越来越强，为我们提供生态服务的资源越来越稀缺。为了维护、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人们需要付出，而且付出要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的空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要想改变就得付出，要想山清水绿，改变空气乌烟瘴气、水又黑又臭、土壤污染造成的粮食不安全等现象，重要的就是保护好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这就涉及到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的对象是谁，标准怎么定

贾绍凤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资源配置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生态服务是很重要的资源，应该按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做。虽然生态服务功能往往是公益性的，但是投入成本与效益要维持平衡的关系，否则就不能长期持续下去。

这个投入有两方面，首先是政府投入，另外是享受生态服务功能好处的人要支付一部分费用。中国的自然资源都属于政府所有，作为资产所有人，政府应该投入。而得到生态好处的，尤其是跨流域方面，把别人的好处拿给自己当然应该付出。

补偿的对象应该是生态系统的保护者，例如水源涵养区为保护水源做出牺牲的人、跨流域调水工程因调水而利益受损的人。

那么，补偿标准怎么定，怎么补偿呢

贾绍凤认为，在生态补偿问题上，每个人每个地方为自身利益考虑是正当合理的，但很多事情是需要妥协的，光从局部出发一定要做什么，肯定做不下去。很多时候，既要为自己考虑，把自己的需求充分表达出来，还要客观公正地看别人的利害关系，所有人都获利才是大赢家。因此要相互考虑对方的利益，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现代社会需要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理念，更需要制度保证。比如跨流域调水，以前水资源都是国家的，国家有权从一个流域调到其他流域，这是一种行政命令，现在应该承认被调走水的地区受到一定损失，应该补偿。

所以，首先大家应该形成一种生态补偿的共识，其次就是补多少的问题。补偿标准不可能按照专家的理论估算执行，应该结合市场上利益相关者的协商结果，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调水的人想少给点钱，被调水的人想多要点，这就有个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各方的讨价还价实际上给调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决策工具，能否调水关键看双方能否达成协议。比如现在南水北调西线从四川调水，如果四川调1立方米水要价5元钱，调入地区就要考虑水源的价格加上工程建设的成本，假设调1立方米水的成本总共是20元钱，那就要考虑生产什么东西能赚回来，成本太高就不敢调了。

微观用户的补偿应该强化

现在主要是政府安排下的调水，北京从河北、山西调水都是给钱的，而且他们也都愿意。北京从河北应急调水每立方米水要3元钱，当地用水价格远达不到这个数，当地政府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宁愿卖水。但是，集体用户和农民用水就少了，没人补偿他们。

贾绍凤说，目前我们补偿的主体是政府对政府，将来应该强化微观用户的补偿力度，尽可能谁受损补偿谁，农民灌溉用水受损就应该补给农民。北京市在潮白河上游就是这么做的，鼓励农民少种水稻，少种补的钱都补到农民手中，这才体现了公平。

贾绍凤建议，生态补偿制度设计中首先要考虑到个人，这在有些方面能做到。同时集中式地“政府对政府”补偿也有一些优点。像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下游受影响，政府就给下游建补偿工程，将长江水调过来补充进去，抵消部分不利因素，这样的集中式补偿也是很有效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把补偿的钱发到地方政府，政府要公开一共给了多少补偿，哪些人该补，补了多少，工程建设和办公花费多少，要有这种公开的机制。

生态补偿需要政治魄力

跨流域调水的生态补偿是比较简单的，谁调水谁付钱，而其他生态补偿比较复杂，比如同一个流域内上游水源保护、中下游用水、上中下游补偿就比较复杂，因为水本来就是从上游流下来的。贾绍凤说，其实可以将水资源费更多地补偿给上游，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资金来源。

上游是保护，是被动地不能做很多事情，不能开工厂不能开垦，这就受到影响了，按照市场机制也不好算，应该将流域内水资源费更多地倾斜给上游，国家财政再向上游转移支付一部分。

还有一个可以探讨的，就是流域内上中下游协商，水资源保护怎么合理分摊费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福建晋江，它的主体在泉州市范围内，流域上中下游成立了一个市级的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将市级的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等功能综合起来，由市长统管。它们的机制就是，下游县（市、区）给上游付钱，建立污水处理厂，搞水资源保护工程，其他流域也可以这样做。

贾绍凤认为，尽管晋江在泉州市范围内，流域生态补偿难度相对小一点，但它一样涉及很多县（市、区），补偿矛盾一样存在，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是看有没有政治魄力，中央也可以考虑这样做。泉州的做法并没有打乱行政架构，这个委员会就是议事决策机构，由市长牵头，水利局、环保局、发改委、城建局等相关部门都纳入进来。

如果重视水资源，为什么不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适当调整 贾绍凤曾经写过建议，建议国务院成立水资源委员会，或者跟其他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成立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由国家领导来主持，因为现在环保部和水利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原来有分工，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但中间有很多管理矛盾，两个部门谁都没管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