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河流的自然生命：作为一种自然本体的存在，河流生命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命题。河流的流量、流态、洪水、湿地、水质和动植物共同构成了一种波澜壮阔而又互相耦合的生命关系和生命形态。其中洪水是河流的生命高潮，是河流动力的高峰体现。河流生命的许多功能都是通过洪水来实现的。
2、河流的文化生命：河流自然生命是文化生命的基础，河流文化生命是自然生命的延伸。各个族群源于河流或在河流背景下生成的认同和倾向又进一步赋予河流以一种崇高品格，使河流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河流不仅仅是经济资源、战略资源，还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是全人类亟待保护的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的可持续性，还必然意味着河流以及河流审美和文化价值的可持续性。
3、人水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河流与人类的关系走过了神化和妖魔化阶段，目前正处于由工具化向本体论阶段的转型之中，即由片面追求对于河流的工具化开发利用向尊重河流的本体价值、维持河流健康生命、追求人水和谐方向进行根本转型。
4、河流的五大权利：河床地貌、河流生态系统以至流域保持完整的权利；河道、水体保持连续的权利；维持河流生命底线的基本流量权利（即河道用水权）；保持水体清洁的权利；孕育和支撑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繁衍成长的造物权利。
5、在中国，黄河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根本转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河流伦理的革命。黄河防断流的新使命、河流生命理论的提出、治河终极目标的重建以及调水调沙等重大科学实验的实施，标志着河流生命全面复兴时代的来临。这是具有强烈实践理性的河流宣言：承认河流完整存在的理由和内在价值，尊重并保障河流的各项基本权利，精心呵护河流的健康生命，人类将从对河流的异化阶段跨入一个与河流共生的和谐阶段。
没有人可以否认河流在地球生命共同体和文明起源中的主导作用。作为陆地与海洋之间最长的生命带，河流吸纳着土壤中的剩余水量，昼夜不停地腾挪和搬运，以一种巨大无可替代的力量维持了地球水分、盐分、泥沙、生态环境和能量交换的总体平衡。其所到之处，大千世界充满生机。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急剧扩张，河流本身却在一天天走向枯萎和消失。从小溪到巨川，从支流到干流，从内陆到沿海，曾经洁净万物的本源惨遭污染，曾经汹涌澎湃的江河频频断流。因此，一向高歌猛进的浮士德式人类文化模式理所当然地受到追问和质疑。
于是，重新认识自然和河流生命成为当代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型，“维持河流健康生命”成为当代生态和河流伦理思想及其实践的重要成果，而河流生命的复兴成为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强烈呼声和必然要求。
1 河流的自然生命
河流生命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的命题。在几乎每个民族的史诗和神话传说中，都闪烁着“水神”、“河神”的身影，各民族发育期差不多都经历过对河流的敬畏阶段。河流的流量、流态、洪水、湿地、水质和动植物共同构成了河流的生命形态。
1-1 流量是内涵
每条河都有大小不同的径流量，每条河的径流量在不同季节产生不同的变化，在上下游又有不同的空间分配。自然情况下，这些不同量级的运动水体演进在不同流域及其河段都形成了具有完整功能的生态体系，其流域内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只是由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日益增长，使水资源的时空分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河川径流量不断减少，以至造成入海流量的锐减甚至消失。
事实证明，合理遏制人类的开发冲动，千方百计防断流，保证足够充沛的入海流量，是河流存活的首要因素。由于人类几乎在所有大江大河上都筑起了高坝大库，径流量大部分被拦截在库容巨大的水库之中，所以许多国家正在开展对于水库下泄流量和河道生态用水的研究，以确保维持河流生命的最小流量和基本流量。而在关于水量分配的流域规划中，则把河道用水作为基本用水户加以充分保证。
1-2 流动是本质
与流量相关的流动状态，是河流生命的又一个要素。没有流动，河流就丧失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水文循环的功能，从而不再是河流，而退缩为古地质时期一连串各自独立封闭的内陆湖泊。
流态之所以和流量密切相关，是因为人类防洪和用水不仅改变了河流水量的空间分布，而且通过一系列大坝水库和河道整治，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河流的天然流态，使径流过程平均化。许多河流因流量减少而流速过缓，大量泥沙落淤，河槽隆凸，缩短了河床生命周期。
1-3 洪水是高潮
洪水是河流的生命高潮，是河流动力的高峰体现。没有洪峰的水流，充其量只是一条排水沟，而不是活力澎湃、具有多样化生命内涵的河流。河流生命的许多功能都是通过洪水来实现的。陆地上的洪涝本是自然界水资源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再生产的机制之一，其重要的功能与结果是不断补充地下水藏量，改善地表水的可再生过程，加速夏季水资源再生产速度和水流量；季节性的洪涝是陆地上动植物获得水源、繁殖生长的有规律的生命之源，而不是专门跟人类过不去的妖魔鬼怪，洪涝成灾的真正原因是洪涝发生的不确定性和人类对之预期不准确性以及得寸进尺地与水争地。（汪祖杰，2002年2期《社会科学论坛》））如果人类不是非要和河流见个高低不可，而是给河流让出一个必要的空间，界定一个人类不可擅自逾越的洪泛区，那么洪水所带来的福祉就不仅仅是河流生命本身的繁盛。从非洲、中东到南亚次大陆，几个大体平行的人类古老文明，恰恰正是源于大河系的泛滥农业。
1-4 湿地是保障
在河流生命体系中，湿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员，是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是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在湿地这一自然界极其富于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中，保存着大量已知未知的生命基因。同流量、流速和洪水一样，湿地是河流健康生命的重要指标。
需要指出的是，在天然湿地之外，人类大规模拦河筑坝所修建的水库，形成了事实上的大型人工湿地。除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外，现存水库作为人工湿地系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样应该得到科学关注和适当评价。
1-5 水质是品位
如果说流量、流速代表了河流生命的规模和强度，湿地代表了河流生命的多样性的话，那么洁净的水体则代表了河流生命的内在品质。一条洁净的河流源源不断地为生命共同体提供着高品位的营养，而污染的水流则对生物圈中所有的生命造成威胁。这种威胁的起因当然来自人类对于河流生命的不敬甚至亵渎。
水体污染是工业化早期河流所遭遇的必然命运。如果说流量减少乃至消失严重动摇了河流生命本体的话，那么水质污染则可谓病入膏肓了。
河流自然生命是文化生命的基础，河流文化生命是自然生命的延伸。河流自然生命的衰退必然引起文化生命的巨大危机和严重后果。
2 河流的文化生命
人类文明的第一行脚印，是踩在湿漉漉的河边的。通过逐水而居，原始人获得了一种简朴然而充满希望的生活和初级生产方式，并对河流产生了亲和、依赖和畏惧，推动了人类想象力和终极观念的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早期文明又称大河文明。在黄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印度河流域，通过洪水周期性泛滥和引水灌溉，形成了最早的农业，并诞生了与之适应的科学技术、政治文化和社会分工 。埃及的神秘来自尼罗河，正是饱含乳汁的尼罗河母亲哺育了埃及的７０００年 文化。正如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 罗河的馈增；
而且，通过河流，纷争不已的部落和相互隔膜的族群获得一种标志性的文化认同，产生了一种后来被称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倾向。在此基础上演化和提升的民族精神，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品格和深层意识形态；
反过来，这些源于河流或在河流背景下生成的认同和倾向又进一步赋予河流以一种崇高品格，使河流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
河流的文化生命就这样产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上，国都沦陷、山河破碎，一曲悲愤雄浑的《保卫黄河》，却成为连接重庆和延安、前线与后方的共同旋律，成为超越所有党派的精神旗帜，动员起抗日救国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新时期，黄河作为民族摇篮，为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寻根问祖、顶礼膜拜提供了可知可感的实体和空间，成为凝聚民心、引领民气的“精神图腾”，以至有关国家学者断言，如果听任黄河断流不复，则预兆着中华民族的衰亡。
河流文化生命在于它的超越性。你可以通过河流的故事触摸一段历史，一个族群；你也可以通过历史的故事复活一条河流，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你甚至可以通过知识、经验和想象把河流和历史抽象和简约成一种符号，赋予它更加丰富和充满变数的内涵。这时，河流文化生命就由超越性而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虚拟性，是各民族发生、成长和可持续繁衍的文化资源。
在地球景观中，没有什么比河流更神奇、微妙和难以穷尽了。河流是最具运动性、可视性和永恒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有声有色奔腾不息的河流焕发了所有大地景观的活力，激发了人类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自然情怀，产生了独特的河流美学，掀开了地球自然和生物史诗中瑰丽壮美绵长的诗意篇章。从中国的《诗经》、《黄河大合唱》、俄罗斯的《伏尔加船夫曲》到美国的《老人河》，河流无一例外成为文学和文艺创作的源泉。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音乐和诗歌。不能想象没有河流滋润的人类情感和文学作品，就象不能想象没有文学和音乐伴随的河流。浩荡的巨川，湍急的洪水，柔美的溪流，神奇的峡谷，作为历史文化的空间载体，艺术创作的永恒母题，想象力的起点和极致，作为人与宿命搏斗的见证，在人文史上具有经久不衰的原初价值。河流不仅仅是经济资源、战略资源，还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是全人类亟待保护的珍贵的自然遗产。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仅仅是经济的可持续性，还必然意味着河流以及河流审美和文化价值的可持续性。
当然，人与河流不仅产生诗歌和音乐，也产生了漫长的崇拜和恐惧，蒙昧和算计，恩恩怨怨，难解难分。
3 被人类异化的河流
人类是自然进化中的一个普通物种，也是从河流中受益最多的一个特殊物种。正因为此，自从人类登上地球演化的历史舞台，河流生命就一步步变形和扭曲，走过了三个异化阶段。①
3-1 神化阶段
人类早期所经历的大洪水，在各民族集体记忆中都留下了深刻烙印。中国上古时期产生了“女娲补天”的传说，人们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能把“天补上”，不再下雨，或者把水“排”掉、“堵”上，从而归纳出大禹与父辈们“疏”与“堵”两种治水方法，并为后世一直沿袭；而《旧约·创世纪》则把大洪水视为耶和华对人类的惩罚。
在难以理喻的巨大自然力面前，人类童年的恐惧、崇拜和迷信油然而生，由自然崇拜诞生了最早的原始宗教。中国的河神崇拜由来已久。凡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河神庙。
神话的意识形态特点是敬畏，实践的结局却免不了暴虐。在中国和埃及，“河伯娶妇”、“河神娶妇”曾经作为一种庄严而荒唐的仪式，年复一年地向在大河两岸上演。
中国的战国时代，魏国人传说漳河神每年通过巫祝表达旨意：要娶人间美女为妻妾，否则水患立至。在埃及，盛行在一年一度的泛滥节中，将一位花季少女活 活投入尼罗河中，以取悦河神给人们带来平安和富足。
与东方河神充满强制和恐怖色彩的“祭祀婚姻”不同，希腊神话中的河神阿耳法斯只是一个寻欢作乐的情种和百折不挠的追求者
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河神咆哮万里，甚至上天入地，只是为了爱情和繁衍。显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人与河流的关系上，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神话阶段。这一时期主导意识形态是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
3-2 妖魔化阶段
当对河流神化的结果屡屡不能奏效时，对河流的妖魔化就是必然的。敬畏与仇视往往相伴而生，或者说，人类对河流的情感投射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双面镜，一面是普渡众生的神祗，一面是青面獠牙的魔怪。
在中国流传最广也最久远的是大禹治水传说。在史籍记载大禹“以水为师、因势利导”的同时，民间版本的大禹却是一位威猛擒妖的大力士。他的故事除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外，还有降妖传奇。这种水妖在典籍中叫“巫支祁”，民间俗称“蛟”，是洪水的化身。从山东济南的禹王锁蛟庙，到河南禹州的禹王锁蛟井，这种对河流的妖魔化定位深深浸透到中华集体无意识的深层。
人类对河流的妖魔化从原始的神化开始，最后演变为工具化和泛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在人与河流关系史上，对河流的妖魔化从此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时不时浮出水面，使人类沉浸在“征服者”、“主宰者”和“终结者”的虚妄幻想中不能自拔。
3-3 工具化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时代的到来，人类很快获得了向自然开战的能力。人类走出混沌，意识到并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于是着手对河流进行改造、利用进而“征服”。人与河流关系史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在功利主义和泛人类中心主义者眼中，河流生命所体现的目标不是为自身的，而是为人类的。河流的本体价值被遮蔽了，凸现出来的惟有使用价值或工具价值。河流自此进入工具化时期。
其实，上帝创造出自然界为人类谋福利这种概念，早已在基督教世界根深蒂固。德国大诗人歌德赞同《圣经》的观点，即认为人是宇宙中最有价值的存在，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歌德多次在诗剧《浮士德》中把人称为"神子"，把悲剧主人公浮士德描写成巨人以及超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就能驾御自然，获取权力和财富。人作为神之子，他比大自然，比海涛、岩石和太阳更加本质地体现出神的无限性和绝对性。魔鬼靡非斯陀是这样描述浮士德的：
“他野心勃勃，老是驰骛远方，也一半明白到自己的狂妄；
他要索取天上最美丽的星辰，
又要求地上极端的放浪，
不管是在人间或天上，
总不能满足他深深激动的心肠。”
浮士德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意味深长。直到百岁之年，他仍然带领人民填埋湿地，围海造田，进行所谓征服自然的豪迈事业。
“铲锹的声音使我多么愉快，
那是为我服役的民夫，
将围垦地与陆地连在一起，
给波涛划出它的疆界，
筑一道坚堤围住海洋。”
这里所呈现的人文主义理想不仅是人类挣脱自然的自由，而且还有一种为自然立法的霸气与豪情。浮士德因此成为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精神的象征，浮士德精神成为人类知识理性极限追求的代名词。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以人的需要为尺度，一切都从人的利益出发而将自然万物视为工具和征服对象，形成泛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在歌德的诗剧中，老浮士德的人生轨迹暗示了欧洲人文主义向人类中心主义的衍变。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主义的旗帜下，人类几乎义无返顾地要去战天斗地和气吞山河了。于是河流的生命本体被忽视了，美学价值被省略了，而其经济价值却被盲目追逐和过度利用，致使河流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从1936年美国人在科罗拉多河布莱克峡谷上竖起地球上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坝——胡佛坝，仅仅不到70年，已经有80多万座钢筋混凝土坝矗立在地球上不同区位的河谷中，急剧膨胀的农业灌区使河川径流量很快脱离河道。大坝甚至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做现代化标志和“发展圣殿”。而中国则在1950年代响亮地提出了“征服黄河，征服长江”的口号。1959年，三门峡刚刚成功截流，建设者踌躇满志地宣称：“水利建设是一项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亿万人民要从自然手里夺取主动权，使自己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
正是这种主人感、征服欲使人与河流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人类试图通过工业文明的宝剑一劳永逸地使江河驯服，不料这锐利的剑锋却很快指向了自身。至20世纪末，黄河告急，尼罗河告急，科罗拉多河告急，南亚的恒河、独联体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等世界著名河流，都因其入海流量太小，枯水季节甚至断流，断送了天然状态下河流对于下游的供水能力，或由于水量太小而使得下游及入海口水质恶化，土壤盐碱化，多种生物消亡或濒临绝境。
据说全世界还算健康的河流只剩下两条，一条是非洲的刚果河，一条是南美的亚马逊河，它们因处于所谓欠发达地区而幸免于难。而其他流淌了亿万年的河流生命似乎真的终结了，它们或因洪峰坦化而活力衰竭，或因上中游过度用水而下游沦为季节河，或者干脆被精心设计次第开发的梯级水库封闭起来，成为一连串相对静止的湖泊。
河流的终结使我们所有的收获都变得乏味，所有的业绩都显得可疑，所有的成功都显得后患无穷。50多年来，渭河流域过度用水，使渭河水文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渭河来水逐年偏少，水沙比例严重失衡，大量淤积入黄口，成为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和渭河河床抬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严重威胁黄河干流。
尼罗河阿斯旺水坝原设计思想是五百年后泥沙才会淤满死库容，以为淤积问题对水库的效益影响不大。可是大坝建成后泥沙并非按照人的设计在死库容区均匀地淤积，而是在水库上游的水流缓慢处迅速淤积。结果，水库上游淤积的大量泥沙在水库入口处形成了三角洲，大大损失了有效库容和预期效益，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灾难。
纵观被强加于河流和自然万物的工具化过程，会发现人类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和危险的境地。一方面智性人类很可能只是自然本体实现其最高意志的工具，同时人类也在役使着自然万物使其成为自己意志的工具。当人类以最高存在的工具的身份对自然之本真的最高存在进行反抗时，河流和自然万物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人类进行反抗、起义和暴动，包括河水频频断流、河床横向恶性变形和灾害曲线的快速飚升。
3-4 本体论阶段
（略,可参见本文5）
4 河流的权利
在地球-河流生命体系中，人类是唯一拥有理性的物种。人类因此可以认知和欣赏自然，也可以利用和开发河流，但河流以及其他自然主体却并非如《圣经》所宣称的那样，是上帝专门安排好了为人类造福的。古往今来，河流昼夜不息地为地球上各种生命提供支撑。尤其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从大小不等的河流上获取了大量的资源和福利。这是因为，河流在为自身目的而存在的生命过程中，客观上成为人类和其他生命伙伴繁衍的基本条件。然而这依然改变不了人类只是河流生命共同体中成员而非主宰的事实，并不具有决定生命共同体命运的统治地位。在人类面前，河流并非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同大千世界一样，河流是为自身目的而存在的，因此拥有为自身目的而存在的基本权利，并拥有为完成和实现其自身价值而存在的其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
4-1 完整性权利
河流是完整的。河流不应以任何理由化整为零甚至瓜分殆尽。人类只是河流的儿女，尊重河流的完整性应该成为人类的伦理义务。传统发展主义理论认为，既然大自然是为人类而安排的，对自然资源不加以充分利用势必就是浪费，而将其吃光喝尽来为人类造福几乎就是天经地义。1960年代中期，关于黄河治理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吃光喝尽”论。这种治理方案在当时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幻想的。但几十年过去，工具浪漫主义的幻想变成了悲哀的现实。从1972年至1999年，黄河下游几乎年年断流，自古以来咆哮入海的民族之母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哺育世界最大族群的万里巨川成了时断时续的季节河，自古以来贯通三大高原四大地理台阶的历史长河成了支离破碎、首尾分离的无尾河川。
作为大气和地球水文循环不可或缺的链条以及民族文化的自然支撑体系，河流完整性权利被屡屡侵犯的后果是流域生态系统的紊乱乃至崩溃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巨大缺失。1990年代黄河大断流曾引起海内外华人、社会舆论和政府高层的巨大震动，由此促使黄河水资源迈向统一管理和调度、恢复河流完整性权利的新时期。
河流完整性权利还包括湿地以及流域的完整性要求，即保留和存续天然湿地，并将洪泛区纳入流域生态系一体考虑，恢复河滩地以及蓄水洼地等等。（尚宏绮等《国内外典型江河治理经验及水利发展理论研究》，2003年）
4-2 连续性权利
生态系统是有机耦合的，流域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流域的连续性表现在流域内水域的连续性，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连续性、水域和陆域的连续性。作为地球上最长的生命带，河流无疑是流域生态系统连续性的最重要保证。但是，由于传统人类活动无视河流及生态系统的这一权利，大量水工建筑无情地切割了水域之间、水陆之间的生命链条，破坏了水陆的连续性，造成大量天然湿地消失，栖息于湿地的大量物种惨遭灭绝。
4-3 清洁性权利
流域的气、水、土圈对一些污染物可以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使其降解，对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净化能力。但在很多流域，或流域的一些地区，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经大大超过流域或地区的净化能力，造成流域内总体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流域环境总体质量下降又导致流域净化能力的下降，使流域的环境状况陷入恶性循环。
4-4 为维持生命存活而必需的基本水量的权利
如果把全流域用水户看作一个社区的话，河流则是这个水社区的最重要的成员，是对所有其他用水户具有控制性的主要因素。河流拥有从自身所汇集的水资源中获得保证其自身生存的水量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给河流以空间”体现了不与河争地思想的话，那么合理遏制人类社会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以力保维持河流生命的基本水量乃至健康水量，则可称为“不与河争水”原则。鉴于人类利益集团对河流水量的占用一向无所顾忌，在所有河流尤其是资源性缺水流域规划或修订规划的水量分配中，必须将河道作为一个基本用水户进行初始水权的分配；而在枯水年发生经济用水和河流生命用水矛盾时，则首先保证河流生命用水的下泄流量。
4-5 造物权利
河流的广大中下游平原地区大多是河流泛滥形成的冲积平原，河流的洪水泛滥过程不仅是一个灾害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形成冲积平原的生态过程。（刘树坤）当越来越活跃的人类活动以各种理由改变或终结了河流的原始状态时，也就改变或终结了这一丰富多彩的生命图景。
河流作为流域生命的共同保障，拥有创造并哺育所有物种生长繁衍、让"所有存在物的自我实现！"、"最大限度的多样性"、"最大限度的共生"以及"让共生现象最大化"的权利。人类单方面超限度用水，既危害了其他物种的生存权，也侵害了河流的造物权。②
5 河流生命的复兴
由于不少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视GDP增长为发展指标，其大规模扩张的经济行为严重损害了河流的各项权利，使许许多多河流处于急剧衰竭之中，引起全世界的警惕和不安，引发了"重新定位人与江河关系"的社会思潮。一些生态科学家提出"还河流以生存空间、退田还湖、减少堤坝、重建河流生命网络"的政策建议，一些河流和流域开展了"生命之河"项目，提出“与洪水共生（Living with floods）”、“给河流以空间（Room for the river）” ，重建河流生命活力，促进了河流生态的恢复以及河流文化的回归。③
在中国，作为河流生命复兴的标志性事件，近年来黄河的转型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在引发一场关于河流伦理的革命,人与河流的关系将从此进入本体论阶段。
5-1 河流生命论：一种新的伦理原则
早在1997年黄河断流达到历年顶点和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之后，中国政府就对水利基本建设的传统模式和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并开始酝酿基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的水利方针和治水新思路。水利部长汪恕诚对黄河治理明确规定了“四不”指标：即堤防不决口，河床不抬高，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他说，把黄河水用光，“母亲”就变成“干娘”了。
2002年2月12日，全球水伙伴中国地区委员会治水高级圆桌会议在江苏无锡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大声疾呼：河流是有生命的。在一个不足10分钟的简短发言中，这位年轻的河官两次强烈呼吁，必须建立“维持河流生命的基本水量”概念。
应该说，河流生命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命题，人类对河流生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和敬畏，只是百年来单边发展主义的潮流把它淹没了。即便在绿色文明正在崛起的今天，人们在谈论河流时，更多的的仍然是将其定位在工具和资源的功能上。只不过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工具”能够可持续利用，“资源”足以可持续开发，其立足点依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很少有人真正意识或不愿意识到河流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生命本体，母亲河同样存在生命极限并拥有生命的基本权利。世纪之交，针对黄河断流得严重局面，曾有专家以海河和美国科罗拉多河已经断流为例，提出黄河断流合理论。时任水利部总工程师的李国英则同样以两河断流为例反得出黄河径流量绝不能被“吃干喝净”的结论。(《水利水电技术》2000年第4期)。两种观点的分野其实是要不要承认河流生命的基本权利。
现代生态伦理学从美国的梭罗和利奥波德开始，提出尊重大地和自然的权利，但尚未见有人从决策角度承认河流的生命。近些年西方水务实践中引人注目地涌现出“与洪水共生（Living with floods）”、“给河流以空间（Room for the river）” 、“生命之水”(water for life)等新理念，大大推动了人与河流的亲近，但实质性的突破仍然姗姗来迟。可以说，在无锡会议以前，既源远流长又充满时代色彩的河流生命这一概念还没有被现代人真正破题。所以，一旦掀开其面纱，它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世界，并产生了明显的实践效应。
很快，李国英进一步阐明了黄河 “基本水量”的涵义。他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性上，我们都不能让母亲河断流。在全球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树立这个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对于黄河而言，如果单从数学的角度讲，只要有１个流量也可以说她还活着，但正如一个生命垂危的“植物人”一样，这个生命已经失去了功能。那么，要保持母亲河正常生命活力的基本水量究竟是多少，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论证。目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水量至少要考虑3方面的要求，一是通过人工塑造协调的水沙关系（即调水调沙措施），使黄河下游主河槽泥沙达到冲淤平衡的基本水量；二是满足水质功能要求的基本水量；三是满足河口地区主体生物繁殖率和生物种群新陈代谢对淡水补给要求的基本水量。
显然，这里的“基本流量”观有一种战略意义，从理论上为保护河流生命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技术底线。
2003年3月12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李国英在分组讨论会上大声疾呼：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水是母亲的乳汁，我们不能把她的乳汁喝干了，连冲沙的水都喝尽了，那样等于我们再抽干母亲河的血。
2003年11月4日，李国英指出：目前确保黄河不断流的基础还很脆弱，所有这些说明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使命已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流域机构应当做为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代言人，黄委应当做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代言人。今天，我明确提出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就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
李国英的河流生命理论至少实现了四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河流生命本体存在的理论确认；二是人类对于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伦理义务；三是流域治河机构角色的根本转变：过去仅仅代表人类控制河流并向河流索取，现在要代表河流向无度扩张的人类社会索回被长期损害的生命权利了。人与河流的关系因此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四是响亮提出河流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从河流中索取什么和索取多少，而是多目标管理中的一元追求，实现人水和谐，统筹发展。
2004年新年伊始，黄委会党组正式确立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它意味着从黄河开始，中国这个拥有几千年治水传统的古老国家，从治水模式到管理理念正在发生着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与河流的关系将走向真正的理性与亲和，河流生命将从枯萎与濒危走向复活。
“河流生命论”作为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最近，黄委主任李国英向全国人大郑重建议将《黄河法》的制订列入立法计划，迈向了将现代河流伦理思想提升为法律规范的关键一步。至此，河流生命论从生命关怀到技术指标、从职能转换到终极理念、从伦理思想到立法原则，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标准。
作为创新理论的源泉，我国近年对大江大河水资源实施统一管理以保护和拯救母亲河，客观上推动了新的治水理念以及河流生命论的产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5-2 退耕还湖还林草：对江河战略妥协
1998年发生长江特大洪水后，国家总结在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决定对经济发展和水利建设目标进行战略调整，迅速实施"封山植树，退耕还林；退耕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疏浚江河"，显示出人与自然从对抗走向和解的决心。
5-3 水量统一调度：恢复河流完整性权利
5-3-1黄河
1999年3月，为拯救母亲河于危亡之中，国务院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全河水量统一调度，以应对黄河日趋严重的断流危机，保证水资源在包括生态在内的主要用水户之间达到最优化配置。黄委会采用生态用水优先的"倒算账"办法，强化"精细调度"， 保证了维持黄河生命的基本水量，实现了黄河在连续4年大旱之年不断流。
5-3-2黑河
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同时也是中原文化向古代西域和北漠地区延伸发展的过渡带、战略枢纽和生态屏障。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盲目开发，黑河大部分流量在中游就被一再耗尽，于是河流生命的底线被突破了，黑河尾闾西居延海、东居延海先后湮灭。
自2000年国家实施黑河水资源统一管理和水量统一调度以来，三年中黑河水先后抵达东、西居延海，长期残损的河流得以初步修复，干涸数十年之久的西北大湖注水重生。
5-3-3 塔里木河
被称为"无疆野马"的新疆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1972年，为了向新开辟的塔里木垦区3.5万公顷农田灌水，在塔里木河道上修建了大西海子水库，截蓄塔里木河所有来水。一年后，塔里木河下游断流河道向上延伸至363公里，超过了河流全长的四分之一，断流河道沿途胡杨林成片枯死，沙漠面积急剧扩展并合龙。
由国家组织实施的塔里木河应急调水工程从2000年开始，初步恢复了塔里木河的流程。
“三河”成功调水，修复生态，表明人类有能力对河流实施有效退让和综合治理，向大地与河流偿还剥夺已久的基本权利。这一生态行动被中国政府誉为一曲绿色的颂歌。
5-4 调水调沙：河流生命的狂欢节
事实证明，尽管人类活动给河流造成了沉重负担和严重损害，但面对经济用水仍在增长、河流生命总体上依然衰微的严峻局面，人类理性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不意味着人类必须停止对自然的干预，而是指人类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系统的承受能力和其自我恢复能力。”（Fawad Saeed《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缓解黄河近年来水减少、洪峰坦化造成的下游主河槽严重淤积趋势，黄河水利委员会针对小浪底水库以下来水较清的特点，进行了世界上最大的调水调沙试验，有效减少了小浪底水库和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促使河道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到现在的30００立方米每秒。
调水调沙实际上是人工模拟洪水，在河道内导入人造洪峰，塑造协调的水沙关系，实现河流生命的终极价值。调水调沙是人类恢复河流自然流态并人工强化河流动力来搬运非自然储存的泥沙的勇敢探索，是化解大坝未来风险、对地球环境和子孙后代负责的责任补偿和伦理行动。
2004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李国英向社会进一步呼吁共同维护黄河健康生命，并宣布维持黄河的生命功能，将成为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各项工作长期奋斗的最高目标。
这是对一条伟大河流的庄严承诺。它意味着人类将从对河流的异化阶段跨入一个与河流共生的和谐阶段。承认河流完整存在的理由和内在价值，尊重并保障河流的各项权利，精心呵护河流的健康生命，推动河流生命走向全面复兴，必将成为全人类责无旁贷的义务和神圣使命。
注：
①关于人与河流、与自然关系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钱正英认为：农业社会是局部斗争；工业社会是全面治理；知识经济时代是与洪水协调共处。李国英认为：一般说来，人类和自然界，即经济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三种基本形态：一是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促进、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状态；二是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矛盾、恶性循环状态；三是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对立、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均遭破坏的状态。后两种状态都应称为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只有第一种状态才是目前被全世界公认的人类应选择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状态。
②关于河流权利的观点可参考刘树坤《中国水利现代化和新水利理论的形成》（中国水利网）
③关于国际河流的论述参见尚宏琦《国内外典型江河治理经验及水利发展理论研究》
后记：
(1) 2004年3月22日为第十二届“世界水日”和第十七届“中国水周”开始的第一天。联合国确定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是“水与灾害”。中国水利部长汪恕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布：今年我国纪念“世界水日”和开展“中国水周”宣传活动的主题为“人水和谐”。
(2) 2004年9月6日，汪恕诚在珠江水利委员会指出，当河流健康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谁来代表河流说话，应该是流域机构。流域机构充当河流的代言人，义不容辞。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流域机构要转变思路，正确定位，按照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理念，当好河流的代言人，这是时代赋予流域机构的重要历史使命。
(3)2004年12月22日,汪恕诚在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工作报告指出,为了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前要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其中第三条即维护河流健康生命。报告要求把工作的制高点放在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上。
作者简介：
郎毛，本名张真宇，作家，人文学者，曾出版《流浪的诗学》,《传说中的痛苦》等专著,2003年3月开始陆续发表《走向和解——一种新的河流伦理观》，《走向河流伦理时代》《河流伦理》《触摸生命黄河》《河流的本体论时代》《河流复兴》等系列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河流伦理的概念、原则和体系。
胡述范,黄河报社主任编辑,记者,主要著作《人在河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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