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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黑土地 无尽巨流河

  辽河,曾被称为巨流河,是中国七大河流之一,既是“辽宁人民的母亲河”,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它曾是水路运输枢纽,肩负军事和政治使命;也曾作为通商口岸的黄金水道,沟通世界与中国。
  历史的风烟消散。辽河孕育的文明却如点点繁星,闪耀在中华文明的星河中。
阎天雷制图
  一场倒春寒过后,黑土地开始慢慢苏醒。
  56岁的张兴华一早就来到辽宁盘锦二界沟的造船厂,和他的工人们一起开始排船制造工作。这位有着30多年造船经验的掌作师傅凭借着精湛的造船技艺,复原了辽河口历史上的多艘古船,再现了辽河口“舳舻相接,帆影覆河”的盛景。二界沟排船技艺,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离船厂不远,就是辽河的入海口。蛰伏了一个漫长冬季的辽河水又恢复到以往的浩浩汤汤,奔涌流淌。
  工作间隙,张兴华坐在辽河边上,唱起了渔歌:“辽东湾好地方,潮涨流北上,潮落流南淌。早出乘流去,晚归顺潮涨,千年古渔雁,身随心神往……”
  苍凉浑厚的渔歌声中,河面上凉风鼓荡,把人的思绪带到辽河那烟波浩渺的历史中,或金戈铁马、鼓角争鸣;或商贾辐辏、百舸争流……
  流淌了数千年的辽河,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也是辽宁的母亲河,如今,她依然不舍昼夜、浩荡奔向大海,赓续着它千年承载的使命。
  烽烟:一条河的军事与政治使命
  《三国志·吴志》记载,嘉禾二年(公元233年),东吴孙权“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贺、九锡备物,乘海授渊。”渊是辽东太守公孙渊,坐镇襄平(今辽阳)。孙权派出万人使团从海上一路浩荡北上,经渤海沿辽河抵辽阳,证明辽河当时已具备很强的通航能力。
  孙权遣使的目的是联合公孙渊抵御曹魏政权,结果却被其出卖。公孙渊下令将使者许晏等人斩首,将首级呈送魏明帝。后来,公孙渊又背叛魏国,自立燕王。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魏明帝派太尉司马懿率军4万讨伐。司马懿的大型船队趁辽河雨季水涨,水路进军兵临襄平,剿灭了公孙渊政权。
  曹植曾在文章中说道:“辽东负山岨之国,势便形固,带以辽海。”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认为,那时辽东水路交通已较为发达,历史上多次战争以辽河为纽带展开,也说明这条河流最初肩负的军事和政治使命。
  据文史学家考证,汉代以前,辽河被称作句骊河,汉代称大辽河,五代以后称为辽河。
  作为中国七大河流之一,辽河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辽河有东西两源,东辽河发源于吉林省的哈达岭;西辽河又有两个源头,其一是内蒙古境内的西拉木伦河,其二是河北境内的老哈河。二者在河北北部汇合为西辽河,流入吉林省,再向南折,于辽宁省昌图县境内汇合成辽河干流,迤逦南流,最终在辽宁的盘锦注入渤海。
  从地图上看,辽河以其独特的东北倾向西南的流向,贯穿辽宁全境。“辽宁人民的母亲河”这一称号,它当之无愧。自然因素上,辽河以其丰富发达的水系惠泽两岸人民。历史上,它被提及更多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
  金代时,设立辽东漕运司,元朝设立辽东行省,水路交通进一步发展。史料记载,某年辽东饥荒,元廷“发粟十万,海运济之”。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派军队从山东渡海,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立卫所。其中,辽河沿岸先后设立了12个卫,以海城、沈阳、铁岭等地驻军最多。辽东驻军运输粮饷、衣物等军需物资,辽东向关内运回士兵遗骸等,也都通过海河联运来实现。
  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被袁崇焕用红夷大炮所伤。努尔哈赤退兵回到沈阳,后转去清河温泉休养治疗,又从清河乘船沿辽河支流太子河顺流而下,返回沈阳。浩浩荡荡的船队在太子河上行驶,努尔哈赤的病情却突然加重,当年八月十一日,龙船行至离沈阳还有40里的叆鸡堡,这位后金的开创者与世长辞。
  康熙年间,为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在巨流河(今辽河)渡口、乌喇(今吉林省境内)等地分别修造船只百余艘,用以运送军粮。在辽河上游的邓子村、伊屯河流经的伊屯门等地修筑仓库存储军粮。两岸米粮由政府征收后,通过辽河辗转运抵伊屯门,再由松花江运至各军营,为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
  辽河从清代到民国,一直被称为巨流河。1925年末,原为奉系将领的郭松龄发表反奉宣言,率部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郭松龄部与张作霖的奉军以巨流河为界,展开决战。后郭松龄遭到日本关东军袭击,后方被从黑龙江赶来支援的奉系吴俊升部切断,郭军一败涂地,兵败被杀。
  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她的《巨流河》中,记述了这场战争给她的家族带来的深重苦难:她的父亲齐世英因深得郭松龄赏识、为其出谋划策而遭到奉系军阀通缉,举家流亡全国,最终辗转到台湾。从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一个家族,两岸流徙,这条河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更迭,也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家庭和生命个体的喜乐哀愁……
  通商:最是那一碧似水的繁华
  东西辽河在辽宁省昌图县境内的长发乡福德店汇合,站在辽河干流起点的观景台上向下望去,东西辽河宛如两条巨龙投入母亲的怀抱,随辽河干流蜿蜒向西南奔流而去。
  然而,在地图上,却找不到福德店的坐标。当地村民介绍说,清朝年间,东西辽河交汇处有一条驿道,南接康平,东连昌图,北通吉林,每天行人络绎不绝。这里有一家车马店,名为“福德店”。
  “原来这地方有个小屯子,只有几户人家,后来车马店的生意兴隆,大家就把屯子的名字忘了,反倒记住了福德店的名字。”村民何庆元说。
  这个当地众口相传的故事,道出了辽河在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功能:商贸往来。
  历史资料记载,早在明清时期,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等民用商品及货物运输均由商船跨渤海入辽河。牛庄、田庄台等一批辽河码头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有名的商业集散地。
  “辽河河口码头经过了从牛庄到田庄台,再从田庄台转向营口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盘锦市原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杨洪琦说,在奔流向海的过程中,辽河水因携带大量泥沙,造成淤塞。辽河的下游河道在这漫长的近2000年间不断西摆,入海河口也相应地西移,最终导致了辽河航道“河口码头”的位置变迁。
  早在明代,牛庄就是辽河航道的河口码头。到清代早期,不断西摆的辽河下游河道使牛庄逐渐偏离了主航道,进而失去了河口码头的天然地利。在其下游西南方向的田庄台,则接续牛庄,成为辽河航道的又一处著名河口码头,于辽河右岸繁荣了一个多世纪。
  “八里河岸,泊船上千;市井繁华,铺户栉比。”史料记载,清代的田庄台,有各行业的工商店铺三百多家。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上,还保留着许多老字号的店铺:刘家果子、老胡家烧鸡、魏家盒糕等,至今仍是闻名遐迩的辽宁名吃。
  “由于盘锦冬季天气寒冷,辽河航运受到季节限制。河开而航运起,河封而航运止。”杨洪琦说,历史上,田庄台的客商多来自山东、河北等地。他们来时携带家乡的物产如布匹、瓷器、纸张等,抵达后通过本地商人把货物出售,返乡时再把东北产的豆制品、杂粮、药材等带回家乡贩售。
  始建于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的田庄台道观保灵宫,当地亦称“寄骨寺”,寺内建有“寂骨室”14间。云集在田庄台的外地商人,如有不幸故去,又暂时无法安葬的,同来的老乡就会把其尸骨暂寄在“寂骨室”,等到返乡时把同伴带回故乡安葬。
  田庄台的商事繁荣,随着营口开埠通商而逐渐走向衰落。
  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约定:“增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开埠为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派驻中国牛庄领事馆的首任领事到达牛庄,看到这里入海口水浅,大船难以进出,难以作为口岸开埠通商。不久,英国人发现牛庄管辖的没沟营水深河阔、距入海口很近、码头紧靠城镇,便向英国政府报告,建议将牛庄改为没沟营开埠通商。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清政府同意。1866年,清政府官方文件中将“没沟营口岸”简称为“营口”。
  营口开埠通商后,商船往来更为频繁,带动了辽河航运的迅速发展。辽河沿岸,新兴了一些航运码头,延长了辽河通航的距离。当时的辽河水运由营口经田庄台、辽中、新民、法库、铁岭、开原直通三江口,形成了625公里的黄金水道。
  在今天的营口,当地根据历史形制,恢复了营口老街的样貌。在这条被誉为东北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百年商铺博物馆的老街上,“瑞昌成”运输公司、“兴茂福”杂货行、“东记银号”等老字号古建筑,述说着这座东北最早开埠通商的城市昔日的繁华。
  “清代以前,往来辽河的船只绝大多数是为着救济东北军民而来,很多是受政府之命不得已而来;入清以后,东北移民逐渐增多,东北大地得到渐深渐广的持续开发,使之有能力做了一个相当漂亮的转身——由仰食于内地,转而成为互补于内地;从单向输入转而成为双向对流。”杨洪琦说。
  他认为,这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逆转事件,使源自民间、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辽河航事,得到支持与发展,渐渐淡化了辽河航运原初的军政色彩,并开创了辽河沿岸的一段繁华历史。
  营口市委党校青年学者李萌说,据《营口文史资料》等记载,清同治年间,辽河流域的船有烟台、威海、石岛、青岛、天津、宁波、汕头、厦门、香港等地区和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大木帆船、轮船,航海沿河而来,累计一年达4万多艘。
  “有资料记载,1901年至1910年10年中,外国人从营口码头运出的大豆、豆油、药材、煤炭等资源每年不少于100万吨。这也表明,辽河水道已经成为沟通中国关内与关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一条枢纽。”
  辽河航运至晚清时逐步走向衰落。由于辽河自身的季节性所限,加之日俄战争后,大连及安东(今丹东)相继开港,辽河的货物吞吐被分流;京奉铁路及其支线以及南满铁路的陆续建成通车,使东北各地相继出现了铁路联运,各地货物可短时间内运抵大连。大连港及南满铁路均已被日本“租借”,日本在辽河流域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如在光绪三十二年,日商承建辽河新民段巨流河桥时,故意降低桥梁高度,使大船无法通行。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辽河航运的发展,使之日趋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部门对辽河运输进行了整治,辽河航运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水运终究难与火车、汽车等竞争,运量日渐减少,辽河航运逐渐成为历史。
  治水:重现红滩绿苇旧容颜
  历史上的辽河口,有着碱蓬草遍地的红色海滩,有着大片的芦苇荡。辽宁省作协主席滕贞甫就以辽河口湿地为背景,创作了小说《刀兵过》。
  “我以辽河口湿地那片被称为‘南大荒’的芦苇荡为背景,壮观绮丽的绿苇红滩,一个乌托邦式的小村庄,上演着一幕幕过刀兵的人间悲喜剧。”滕贞甫说。小说中,旧时辽河口附近村庄的生活环境令人神往。如今,经过辽河流域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小说中的红滩绿苇正重现在世人面前。
  辽河水由浊变清,经历过一个漫长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作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工业建设如火如荼,许多工厂临辽河而建,辽河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水资源。然而,由于环保意识不强,辽河成了这些工业企业的排水沟,一度是泛着各种油污的“五彩河”。因长期重度污染,1996年,辽河被国务院列入全国“三河三湖”重点治理“黑名单”。
  近年来,辽宁、吉林等地各级政府投入巨资对辽河进行治理,发起了一场辽河污染防治攻坚战。辽宁举全省之力,秉持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石心肠“三铁精神”,实施了关停造纸企业、建设污水处理厂、生态治理“三大工程”和辽河治理攻坚战、“大浑太”治理歼灭战、凌河治理阻击战“三大战役”。为了让母亲河休养生息,辽宁省实施了退耕还河工程。近年来,辽宁省政府每年投入2亿多元,从沿河农民手中回收回租河道内侧河滩地,实行退耕还河、自然封育。
  新民市杨家窝堡村村民石玉昌说,河道封育以来,村民们把河滩地租给政府,可以得到一部分租金,还可以外出打工。河里的水变清了,环境变好了。
  2013年,辽河率先从“三河三湖”重点治理“黑名单”中“摘帽”。这一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上,辽宁省还以辽河流域治理成功之举,代表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流域治理的成功经验。
  “这是世界上仅存的无颌类脊椎鱼种之一,早于恐龙出现,距今有3.6亿年历史。”在铁岭市环保局生物标本室里,工作人员指着一只新近在辽河铁岭段发现的东北七鳃鳗标本告诉记者。
  随着辽河治理深入开展,辽宁母亲河的水质持续改善,水中的生物种类不断增加,两岸碧水蓝天得以重现。
  自古以来,辽河水患频仍,为了减少河水泛滥淹没农田、村庄,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在辽河沿岸兴建大型水利防洪设施,修建了彰武县的闹德海水库、梨树县的二龙山水库等综合水利枢纽。
  在辽河盘锦段,两道防洪堤把辽河箍得如铁桶一般。盘山县水利局局长何桂立说,从当年的水患频繁到如今的堤水灌溉,“母亲河”的脾气变得更加温顺,不利的因素少了,造福两岸儿女的作用更大了。“盘锦每年水稻产量达到90多万吨,辽河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是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文明:大河里奔流着的文化血脉
  距沈阳市60多公里的新民巨流河村里,有一处巨流河古城墙遗址。史料记载,清初修筑由盛京入关攻打明朝的叠道时在此铺设浮桥,以便通过,因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而在此筑城,取名巨流河城。
  《新民县志》等资料记载的这座古城,呈正方形,周长约1940米,城墙里石外砖,中夹夯土,辟有三门,东门称拱固门,南门称嘉定门,西门称永静门,门额用汉字书写,旁衬满文。
  如今,古城已消散在历史的风烟中。历史上,辽河孕育的文明如点点繁星,闪耀在中华文明的星河中。
  “穿越群山、永不停歇的辽河,诞生了深沉的夏家店文明,他们中的一些人跨过燕山,来到中土,与当地部落渐次融合,共建了传奇的商朝……”
  这是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专题展览中的开篇语。走进辽宁省博物馆的《辽河文明展》,仿佛溯时光之河而上,踏入了悠远深邃的历史。从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古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步履蹒跚,穿越漫漫岁月,走向文明。进入新石器时代,辽河流域的先民开始规划聚落,营建房屋,并出现龙崇拜的观念。
  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西部的牛河梁,考古发现了红山文化,昭示了中华民族祖先从氏族到古国的发展历程。这一发现被赞誉为“唤醒了中国,震惊了世界”,并诞生了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说。
  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说,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辽西发现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辽河流域的“龙”的形象与龙文化,出现最早,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在阜新查海诞生的堆塑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辽宁境的原始‘龙’形象,出现的时间早,类型较多,形制独特,已经进行了美的创造:它们的雏形类似某个动物如野猪、鹿和鹰类的鸷鸟,既非写实,也不是完全抽象,在‘似与不似之间’。龙形象的创造和龙文化的滥觞,以及‘龙’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意义,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确立了。这是辽河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奉献,也是它映照古今的亮点。”历史文化学者彭定安说。
  距今4000多年前,辽河流域由古国时代跨进了方国时代,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燕文化的扩展以及东北各民族文化的交汇,分布在辽河流域的众多青铜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频繁交流中,逐步融入了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轨道,并影响到广大东北亚地区。
  近1400公里的辽河蜿蜒曲折,历史上的辽河流域,延展着丰美的草原,诸多马背上的民族,包括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女真和满族,他们依托草原和大河,厉兵秣马,驰骋征战。
  翻阅史书,辽河文明与中原文明的相遇,许多是以“袭扰”“作乱”被提及。“五胡乱华”“澶渊之盟”、清军入关……这些战乱频繁的年代,带给人们深重的苦难,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彭定安说,以“五胡乱华”为例,数以百万计的北人南渡,使北方农耕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水利技术等传播到南方,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与“后来居上”。
  虽然历经坎坷艰辛,辽河文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一如辽河水,虽然源流众多,但最终还是汇聚到一处,投向浩瀚大海的怀抱。
  “抗日战争时期,在沈阳率先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工业企业拔地而起,母亲河也为工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古至今,辽河都在发挥着巨大作用。这种抗争、奉献的精神,形成了辽河文化和文明新的内涵。”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记者 张倵瑃 孙仁斌)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24日   责任编辑:裴亮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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