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许多关于水利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河渠书》专篇记载水利，是我国第一部水利专史，为研究水利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河渠书》全文1651字。它从大禹治水的著名传说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时代黄河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堵口共两千年间我国重要的江河水利建设史实。对各地兴建的灌溉工程和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建设等有系统的记载。按河名（或地名）可考的约为25事；依工程技术分类，计有防洪6事、漕运3事、 灌溉13事、漕运兼灌溉3事。大事如大禹治水、鸿沟运河的开凿、李冰修筑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治邺、郑国兴修郑国渠、郑当兴修关中漕渠、番系兴修晋南水利、张汤言奏开凿褒斜运河、庄熊罴开凿龙首渠以及关中开凿六辅渠、灵轵渠等，还记述了黄河泛滥堵口抢险等。所涉及的河流有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淄水、漳水、岷江、汉水、泾河、洛河、渭河、汾水、汶水等。

　　司马迁阅读了大量史料，且实地调查论证，按事实直录，因此《河渠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首创了《河渠书》专篇体例

　　在西汉之前，虽然已开始取水之利，如灌溉、漕运、捕捞等，但主要是受水之害。史学家还未看到水利在社会发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虽有人言水利事，却无人写专史。司马迁首创的《河渠书》专篇体例，是我国第一部水利专史。该书系统论述了前代及其当代治水史实，开创了研究水利科技史的先河，由此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载入史册，为之后历史专著所效法、正统史书所遵循，成为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汇总了水事记载

　　对秦以前的水事活动，司马迁在《河渠书》中主要记载了大禹治水，鸿沟、邗沟等运河开凿，李冰凿离堆而建成都江堰及西门豹引漳水灌农田等水事。对都江堰的记载是：“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侵，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李冰这“功昭蜀道”的奇功，一是除沫水洪水之害，二是可以行舟水运，三是灌溉农田。

　　《河渠书》详细记述了郑国渠（今陕西泾惠渠前身）的修建过程。其中郑国渠“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即淤灌技术，填淤之水即高含沙量的河水，泽卤之地即盐碱地。郑国渠引泾水灌溉，实际上超出了一般灌水的意义，而具有改良盐碱地、施肥和灌水一举三得的好处，使盐碱地一变而成为沃野，这无疑是适用于我国河流多泥沙特点的重要经验。据考证，郑国渠还“横绝”河川，即接纳北山诸流，扩大水源，解决了供水不足的矛盾。该工程穿越山原、精确测量，居高临下，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扩大了灌溉面积，其规划布局、引水方案科学合理，为后人争相步尘。

最早记载了黄河决口及堵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苦难的见证。自古以来，黄河水患不断。最早记载黄河堤防决口的是《河渠书》：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河决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揭开了西汉治黄的序幕。

　　《河渠书》中，详尽记载了瓠子决口和堵口。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决口，“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洪灾遍布16郡，灾情极为严重。黄河泛滥23年后，汉武帝组织了规模宏大、成就卓著的瓠子堵口。堵口所采用的技术是：以竹为桩插在决口处并逐渐加密，然后填塞柴草、土石，完成堵口断流任务。司马迁详细记述的这一堵口技术在现代堵口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详细记载汉武帝时代的水利史实

　　汉武帝时，水利大兴，出现了不少灌田万余顷的农田水利工程，而小型水利工程遍及各地，出现了“用事者争言水利”的局面。

　　因在施工中挖掘出恐龙化石而得名的龙首渠，即今陕西洛惠渠的前身，是历史上开发洛河的首创工程。为避免渠岸易塌问题，渠道穿越商颜山（今陕西省澄城县铁镰山）时，改为开凿隧洞的方案。施工中，首次采用井渠施工法，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井渠法增加了工作面，加快了施工进度，又解决了洞内通风、采光、出土等困难。《河渠书》记载了井渠施工的技术要领：“凿井，深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即连续挖很多井，井下相通以使水流过商颜山。龙首渠遂洞施工在两端不通视的情况下，准确地确定渠线方位和竖井位置，这是难能可贵的。龙首渠建成后，并未达到预期的灌溉农田的目的，但创造的竖井法进行长隧洞施工，标志着我国当时测量和施工技术均达到较高的水平。

    为满足当时军事用粮和关中地区人口增长的需要，不仅大兴灌溉工程，还大力发展漕运。在龙首渠之前，利用三年时间兴建了渭水至黄河长达三百里的漕渠。齐人徐伯“表” 漕渠，在我国水利测量史上是一重大贡献，说明汉武帝时水准测量已具相当的准确度。漕渠的开通，极大地增加了向关中漕运数量，且灌溉农田万余顷。

    由于漕运代价太大，河东郡太守番系为了增加今山西河津、万荣、永济一带粮食产量,曾引黄河、汾河水灌溉该地农田，渠道建成不几年黄河主流摆离引水口而无法引水灌溉。这是史书中对黄河小北干流游荡性特点的第一次记载。

阐发对水利的精辟认识

    秦汉时期是我国农田水利发展的一个高潮期，几十万亩至几百万亩的大型灌区相当普遍，司马迁对郑国渠做出高度评价：“渠就……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司马迁最早创造了“水利”一词。他在《河渠书》中写道：“自是（指瓠子堵口）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首次提出“水利”一词，并明确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水、导河、修渠等专业内容，而且将漕运、灌溉一一纳入水利之内，从而区别于他之前先秦所谓“利在水”或“取水利”等专指水产捕捞或取地下水之利的窄狭范畴。此后，水利一词约定成俗，沿袭至今，为我国水利工程的命名奠定了科学基础。另外，被后人普遍引用的著名警句“甚哉，水之利害也”，是司马迁对水利水害两方面的深刻认识。

    《史记》中关于水利的记载是相当丰富的，它是水利史上的宝贵财富，不仅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及其之前两千年间的重大的水事活动，而且使古代的治水技术得以延续，使我们更好地继承古代水利专家的治水技术、成果，真正避水之害、得水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