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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心心相通的精神族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访谈


曲令敏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09日  来源:

  2017年1月9日,我在人民大学文学院拜访了孙郁先生。20多年前在张中行先生家中匆匆一面,记忆中绿鬓华年的《北京日报》文化版主编,如今头发花白了,面容依旧,顽皮的酒窝里满满的都是谦和温煦。

  孙郁研究鲁迅独树一帜,饮誉海内外。他最大限度还原了真实的鲁迅,解魅了种种误读误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项功德。谁也不知道他下了多少暗功夫,纵,历史、哲学、师承、流派,脉络清晰,一体通透;横,借助“五四”以来的文人群落相互辐射,从不同角度展现鲁迅的真实样貌,诸多被历史简化掉的细节,经他对鲁迅同代人的书信、文稿,以及流布于各种报刊的讯息发掘梳理,让我们看到了美少年鲁迅、大先生鲁迅,讲台上亲和平易的老师,书斋里抽烟喝茶的学者,谈笑风生,亦师亦友。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也因之一改匕首投枪的单薄,还原为历史季节里光色斑斓的春林秋草,幽邃而丰厚,充盈着满满的人间深情。孙郁就这样柔软地、贴心地做学问,他的文字无不带着自己的温度和气息,却又不失被讲述者的本真,这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

  说实话,孙郁是我遇到的一个最难讲述的人物。学识才华自不必说,让人惊叹的是他经历过太多苦难,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冷之气。与之对谈,你会不觉中把他认成一个阳光满怀的老男孩儿。经年累月的暗功夫下到之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特别是“五四以降”的智士贤达,以鲁迅、周作人为根系,牵藤挂蔓,相互辉映,形成了他笔下蔚为大观的文化园林。别人做学问多是在书斋里当搬运工,孙郁却是在认亲,悉心地寻找与之心心相通的精神族人。随着他探寻的脚步渐行渐远,身前身后便有了同气相求的众多文化宗亲,他的生命也因之变得生机勃勃,宽展而充盈。

  我问他,写作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说:“是对抗无智无趣的精神暗区,对抗生命的无常,是对苦难命运的拯救……”

  孙郁1957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父亲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文职人员,随部队投诚起义后定居大连。因为这段历史,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被定为“反革命”,送往复州城大河农场劳改,一家人随他来到这个方圆只有一平方千米的小镇。从4岁到18岁,孙郁一直生活在那里。

  对于这段艰难的岁月,除了绝望的记忆外,还有不少暖色的感受。孙郁说:“那时年龄小,上山砍柴背不动,劳改农场有个我叫他杜大大的人,总是用自行车帮我驮回家。爸爸在大河农场,家里只有我和妈妈,还有一个小妹妹。有一段时间妈妈生病,记得有个二十几岁的刘叔叔每周都来为我们担满两缸水。他什么话也不说,担完就走。他是受爸爸托付来照顾我们生活的。最难忘的是复州图书馆那位姓孙的管理员,他不但不歧视我,还让我和他一起清理图书。就在被查封的书堆里,我看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罗斯作家的经典,也看到了鲁迅和艾青。孙老师不但允许我看书,还同意我把书带回家。当年除了孙老师,在大连图书馆工作的四姨也给我推荐过不少好书。柯涅楚克的《舰队的毁灭》,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还有一本《你到底要什么》,就是在四姨那里读到的。除了读书,还因为四姨夫的关系认识了几位诗人。”“1961年,我妈妈为我爸爸的事去北京上访,我和妹妹没人照料,被寄养在旅顺,当时正值大饥荒,我和妹妹差点儿饿死。大舅妈眼看着两个孩子快不行了,就托在旅顺工作的人给我四姨打电话,四姨赶来接我们。我记得四姨抱着妹妹拉着我往前走。我眼睁睁看着海岸线边上的车站,就是走不到。四姨不住地问:‘小波,你到底行不行……’我们俩在四姨家吃了几天饱饭才回到妈妈身边。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次在四姨家到底住了多少天,那些日子让人刻骨铭心。去年四姨去世,我飞过去送她,回想往事,心中有一种深深的苦味。”

  1977年恢复高考,孙郁考了高分,却因为政审不合格,只能被录取到旅大师专。“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命运的不公平,但对我来说,有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去读书。”说起往事,他已是云淡风轻。

  师专毕业后,孙郁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1982年再次参加高考,他考取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去北京找工作,找了很多单位,最后是黄乔生介绍他进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从那时起,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鲁迅。几年后,应在《北京日报》工作的同学之邀,调到北京日报社,主编文艺副刊“流杯亭”。他说在报社工作,身边不乏学养深厚、见解独到的同事,约稿的过程中,得以结识了许多京城的学者、名家。他们写的稿子都是好东西,语言特有活力,这些非学院派的学者对当代汉语的贡献远远在学院派之上。正是这10年报人生涯,为孙先生日后的研究与创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2002年,孙郁担任鲁迅博物馆馆长,主持日常工作,接触到许多珍贵的藏品。比如鲁迅收藏的域外版画,来自英、法、德、俄、比利时、日本等国,件件精美。孙郁小时候曾经有过当画家的梦想,看到这些版画,就像遇到了故人旧友,心有灵犀,触类旁通,成为他解读鲁迅的一把钥匙。他在《鲁迅与绘画》中写道:“鲁迅对域外绘画的敏感力不亚于文学,哲思的与诗意的东西都有,各种流派悉入眼中,读出的是生命哲学里的意绪。我有时在他的文字里能读出版画的韵致,疑心是受到了那些洋人笔法的暗示。”这也是孙郁多年来所下的暗功夫之一种吧。

  我问他在鲁迅博物馆有没有过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感觉?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在担任馆长期间,曾利用在报社工作时积累的资源,多次找赞助商为作家、艺术家开讲座、出书,举办研讨会。莫言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就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为他举办过作品研讨会,阎连科的研讨会也在博物馆举办过,那时候还策划了王小波、汪曾祺的展览……

  孙郁的不好写,还在于他不但著述颇丰,且文思四通八达,随处都是岔口,随便循着一个路口走进去,都会遇到无限幽远的风光。比如《秋夜闲谈》中开卷那篇《古道西风》,就让我意外地遇到了同乡徐炳昶,孙郁在文章中这样评述:“西行的路上,他们吃了无法想象的苦头,疾病、险境、饥渴在徐氏笔下均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特别爱写内心的学术体悟。比如西北的高校如何建立、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问题、教育中不惬人意的偏文轻理现象、国民性的弱点如何克服,等等。这完全是精神的独语,一个人面对亘古的荒凉,在孤寂里想到的竟是这些,那是有哲学家的冲动的。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册旧书(《徐旭生西游日记》),一是感到学识的丰厚,古人的与洋人的遗产,都有涉猎,有的见解颇深。二是发现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心像海洋般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我尤为惊异的是,作者朗然的、从容而悲壮的语态,滚动着中国知识分子金子般的智性。”

  孙郁这篇滚烫的文化随笔深深地击中了我,有种共鸣如同黄钟大吕,震荡神魂,久久不息。我之所以不避掉书袋之嫌,引用孙先生的原文,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这里窥见了他多年来跋涉于茫茫学海的身影。那是一次由刘半农力促而成行的西北考古之旅:一起西征的共有28人,10名中国学者,6名瑞典人,11名德国专家,1名丹麦专业人员。1927年5月9日,一行人乘着火车向大西北进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此次行程将改写中国读书人的历史。刘半农虽不在其列,却为此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遗憾的是,这次本应写进史册的中西文化交融之旅,就连鲁迅先生也不曾在对刘半农的悼词中留下只言片语。孙先生就这样体贴历史,发覆掘微,静静地打量并思考着即将远去的前尘旧事。多少个清夜孤守,才得这著作等身!多年来与前贤为伍,使得他的文笔清新活泼又书香满溢,没有丝毫的媚态与奴性,更没有故作高深的卖弄和经院派不接地气的晦涩。

  2009年,孙郁走进高校,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又兼了两年鲁迅博物馆馆长,第三年他坚辞不任了。馆长是正局,院长是正处,人家说你又没犯错误,为什么不兼呢?他说到学校来,就是为了专心教书做学问。当初院长这个担子他也是不想挑的。平时上讲台,带上十几本书,旁征博引,随手拈来,发散性思维,灵思飘闪,妙趣横生,想想都是一种陶醉。作为文学院院长,他也是尽心尽力,倾身而任,每年都要聘请世界各地最好的老师来人大讲学。其中就有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一小提琴手”的香港教授黄子平、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哈佛大学的王德威等几十位著名汉学家……

  繁重的教学和政务之余,孙郁笔耕不辍,已经出版了28本书。我问他对时间是如何管理的,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将工作与写作分开,平时该忙啥忙啥,出了校门就把一切日常琐事屏蔽。他说2017年就可以卸任文学院院长,65岁之后如果能从教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就会有更多时间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孙先生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转入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接下来,他说他要为穆旦写本书,在自己人生最困苦的日子,是穆旦翻译的普希金诗集给了他温暖和希望,他要报答这份恩情。

  不知不觉,时已黄昏。告辞出来,心有戚戚焉,这是一位多么难得的学者和师长,今日一别,何日再来聆听他如沐春风的话语呢?